四、唐帝国外交政策的失误
唐帝国是中国历史上政治经济和影响力最为顶盛的时期。成吉思汗和他的元帝国虽然是中国历史上帝国疆域最大的一个帝国。但一方面他是一个外来少数民族政权；另一方面，元帝国对中原地区汉族的统治时期，与之相对峙的宋帝国一直未停止过抵抗，因此，元帝国对中原地区的统治也仅局限于军事上的占领与被占领，而对于社会的稳定发展繁荣上，是无法与唐帝国相提并论。唐帝国时期是建立了一个以唐帝国为中心，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对其称臣纳贡的格局。应该说这种格局一直延续到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清帝国。但唐帝国在对待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上，即没有采取高压打击政策，也没有采取民族融合政策，而是依托唐帝国军事上的影响力采取了妥协忍让的民族政策，导致了唐帝国疆域周边的吐番、高丽、突厥，甚至云贵川地区本属于中原内陆的少数民族都建立了自己的自治政府。这些少数民族在唐帝国强盛时期，还可能会维持着对唐帝国称臣纳贡的格局体系，但一旦唐帝国发生内战，他们则马上会成为瓜分中原内陆地区的虎狼。果不其然，在后来的安史之乱时，唐帝国不得不陷入多面作战的被动局面。这多多少少也为安史之乱的蔓延创造了外部条件。
五、安禄山的政治成长史
公元742年正月初九，唐帝国中央政府册封安禄山为平卢节度使，标志着安禄山正式成为唐帝国官方任命的十个封疆大吏之一，跻身为手握重兵的一方诸侯。
而此时的唐帝国边防线上重镇中共有兵四十九万，战马八万余匹。唐初，中央政府每年供给边防军队的国防开支费用不超过二百万。而至天宝年之后，边防军将领为扩大自己的军事实力，纷纷上奏中央政府要求增加兵力，于是边防部队日益庞大，以至于费用浩大，公私烦劳，老百姓生活更加困苦。同时，各处节度使隐匿部队数量，于是越来越多的部队开始脱离中央政府的控制，成为地方节度使的私人武装，逐步形成了诸侯割剧的不利于中央政府统治的混乱局面，这也为安史之乱创造了首要的历史条件。同时，这种局面直接导致了唐帝国末期的番镇割剧和以后的五代十国的内战局面。
唐玄宗天宝二年，公元743年，春正月。安禄山第一次以封疆大吏节度使的身份入朝朝觐天子。玄宗对他十分宠幸，下命令准许他随时可以进觐。此时，安禄山上表天子：“去年(天宝元年，公元742年)，营州蝗虫吃禾苗，我焚香祝告上天：‘如果我心术不正，对君王不忠，愿让蝗虫吃我的心。如果未负神灵，愿使蝗虫自动散去。’于是，有一群鸟从北面飞来，立刻吃尽了蝗虫。希望能够把这件事情交付给史官记录下来”。这是安禄山的政治秀。但是就这么一个荒唐的事件，唐玄宗居然深信不疑，答应了他的要求，可见安禄山受宠的程度有多么的深长。
第二年，即公元744年，朝廷加封安禄山兼任范阳节度使，任命礼部尚书席建侯为河北黜陟使，席建侯称赞安禄山公正无私，朝廷宰相李林甫、户部尚书裴宽也都称颂安禄山忠君爱国。以上三个人都是玄宗所信任的大臣，于是安禄山愈加受到玄宗的宠信稳固不可动摇。此时，安禄山完成了对玄宗的政治声势上的包围。正是由于玄宗这种稳固不可动摇的信任，造就了日后的安史之乱。
安禄山稳定了朝廷对他的绝对信任，继而在公元745年即天宝四年，发动了对奚和契丹的战争，以此谋求在军事战功上的成绩而求得玄宗的更加宠爱。奚和契丹原本是归附唐帝国的少数民族政权，分别迎娶了唐朝公主。安禄山发动战争后，奚和契丹便杀掉了唐朝公主反叛。虽然安禄山出兵讨叛并击败了他们，但是却使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对朝廷丧失信任和信心。
公元747年正月十一日，唐玄宗任命范阳、平卢节度使安禄山兼任御使大夫。表明安禄山的身份即是封疆大吏，同时也是中央政府内阁重要成员，更兼有监察百官之责。于是安禄山命令自己的亲信部将刘骆谷常驻京城长安，刺探朝廷的动向，一举一动都要向他报告。如果安禄山有事要向皇帝奏表，刘骆谷就替他代写上奏。从此，中央政府的举动皆在安禄山的掌握之中。这一点充分说明安禄山的情报机关已经安置在了中央政府之中。同时也完全表明安禄山是有政治野心的。因为他已经在监听中央政府的动向了。如果此时，中央政府可以及时察觉安禄山的这一点动作。甚至我们就有理由相信，安史之乱是不会发生的。
此时，安禄山暗中阴谋反叛，假称要抵御外族寇，筑雄武城，大量地制造、贮藏武器装备。同时，安禄山每年大量的向朝廷奉献俘虏、杂畜、奇禽、异兽和珍宝玩物。一方面表明自己对朝廷的忠心，另一方面，献给朝廷的礼物，一路不绝，以至沿途郡县都因转运这些东西而背负了很高的重担，起到了以老朝廷的阴谋。安禄山真可谓阴险至极，机关算尽！
公元750年，天宝九年，五月二十八日，唐玄宗赐安禄山为山东平郡王爵位。这是唐帝国建国以来，将领中首次被封为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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