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重要的是，青木与日本外务省、军方以及战时大本营都有畅通的信息沟通，不需要揣摩上意、报喜不报忧，这令他与最高决策层之间建立了良好的互动，国家意识能迅速地转化为外交行动，这不仅是龚照瑗、甚至连李鸿章都是难以乞及的。
日本外交的“町人根性”
如果说阻挠中国近代外交发育的“鬼使”意识，源自于“天朝上国”的自大，则推动日本外交成为“神差”的，是日本民族强烈的危机心理及其引发的自卑心理。狭小的岛国，带给日本人浓厚的危机意识，也培养了他们强烈集团意识。在这种集团意识中，他们需要一个掌握决定权的“御上”（Okami），这体现在外交方面，就是要“傍大款”，先依附强国大国，韬光养晦减少阻力，以尽快壮大自己。
甲午战争前的日本，生活在强烈的民族危机下，取消与西方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成了国家首要目标，但他们没有选择“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义和团式”的抗争方式，而是以足够柔韧的身段，与西方依法办事、据理力争，反过脸来向东方（朝鲜和中国）横刀相向、巧取豪夺。日本启蒙思想家吉田松阴就十分坦率地说：“我与俄、美之讲和一定，我方断不可毁约以失信于夷狄；必须严章程，厚信义，以此间善养国力，征服易取之朝鲜和中国东北之土地以为补偿。”
奉行实力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町人（幕府时代的商人）根性”，塑造了日本外交的实用性，这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正好可以大展身手。在“町人根性”影响下，日本人不承认唯一正确的价值体系,也不认为有绝对正义。同样对于万国公法（国际法），日本人就比中国人有更为清醒的认识，时任日本参谋本部陆军部第二局局长小川又次大佐在其1887年写成的《清国征讨方略》中，深刻地指出：“今日乃豺狼世界，完全不能以道理、信义交往。最紧要者，莫过于研究断然进取方略，谋求国运隆盛。”“兵力不整之时，万国公法亦决不可信……既不足恃，亦不足守”，真是一语中的。
这样的实用主义，在甲午战争中表现得淋漓尽致。高升号事件的始作俑者、日本军舰浪速号舰长东乡平八郎，在敢于打沉英国商船的同时，却冷静地下令打捞那些落水的英国船员，船长、大副等关键人物因此获救，并在此后的国际法争论中对日本帮助极大。青木周藏在事件发生后，立即对英国政府低三下四地诅咒发誓，表态会追究肇事海军军官的责任，向英国赔礼道歉，但在法律上站稳脚跟后，他又跑到英国外交部，义正词严地抗议英国商船不严守中立，将自己的角色迅速从加害者调整为受害者。又如在平壤战役结束后，日本将数百名清军战俘押解到日本，极尽优待，给国际上树立了良好的形象，而这样的“文明举动”此后便不再有，原因在于随着战线拉长，日军供给困难，内定的政策是不留俘虏悉数屠戮，只是不足为外人道也。
日本的外交与军事，表面上看似乎总是不协调，似乎“极右”的军方总在逾越界限，裹胁着有点“左”的外交进入军方的轨道。但实际上，在日本这辆武装到牙齿的战车上，外交和军事互为“油门”和“刹车”，并非相互牵制，而是相互配合。穿西装的依然是武士，着军服的也照样有着外交官的狡黠精明和国际视野。在疲于应对这样的敌人之后，晚清官方文献中大量出现“倭人不可信”的感慨，实在是不足为奇的。
英国有句外交名言：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李鸿章总结道：“国际上没有外交，全在自己立地，譬如交友，彼此皆有相当的资格，我要联络他，他也要联络我，然后够得上交字，若自己一无地位，专欲仰仗他人帮忙，即有七口八舌，亦复无济于事”。
梁启超则认为：“夫手段狡狯，非外交家之恶德。各国并立；生存竞争，惟利是视。故西哲常言个人有道德，而国家无道德……内治不修，则外交实无可办之理。”
“内治不修，则外交实无可办之理”，这或许正是近代中日外交分野的深层根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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