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本这些年轻学子后来在外交体系、乃至整个官僚体系内的飞黄腾达，反观中国近现代，很少有外交官能在非外交的政府岗位上获得重用，惶论出任总理等“国家领导人”职务。甲午战争之后，李鸿章的幕僚罗丰禄出任驻英公使，还是托了伊藤博文的福。罗丰禄、伍廷芳等随李鸿章赴日谈判马关条约，伊藤博文和李谈起，此二人是他昔日留学英国时的同学，均为一时俊彦。如今伊藤已贵为内阁总理，而伍、罗两人还屈居幕僚。李鸿章闻之，颇有感触，不久后便分别保举他们出使英国和美国。
日本“神差”与中国“鬼使”的区别，并不仅仅在于造成部分当事者的个人仕途高下，而更造成两国在整体战略方面的根本性分野：一个是外向的、积极的“欲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为此贵为天皇都可以节食筹款；另一个则只是想为满清部族保住祖宗留下来的这点基业，既要攘外，更要安内，不仅要挪用海防经费修园林，到了宣统朝，居然借着改革的名义建立了一个纯满人的内阁，自弃于亿兆汉民。
大量法律界人士的加入，极大地提升了日本外交界的国际法水准，日本从此不仅开始专家办外交、也开始以“法”（国际法）办外交，这令日本外交成为其军事力量之外的另一把武士刀，在废除与西方的不平等条约及侵略朝鲜中国、争霸东亚大陆等方面，锋芒毕露。
高升号事件爆发后，日本外交系统紧急动员，危机公关相当成功，其中很重要的就是这些“法学外交官”们在事件调查和处理过程中，紧紧抓住并利用了国际法的灰色地带，最终令自己一举扭转被动的局面，而不似中国那样单纯地诉诸“正义”等抽象口号。
“霞关外交”的特点，除了国家实行大外交、重视国际法之外，还十分注重策略技巧。日本外交惯用模糊词语，如果不能蒙混过关，则将责任推给中下层的执行者，高层故作无辜，以此赢得回旋余地；日本外交也十分注重在强者面前的低姿态，一旦军方行动引起强者不满，会毫不吝啬向强者道歉，以避开强者盛怒的锋芒，这一特点一直沿用至今；日本外交更是强大的宣传机构，他们大量聘用外国顾问，保持与西方舆论的密切联系（详见本刊上期《满清岂可称中华》）。
“霞关外交”实质上就是着眼于列强的外交，在尽量减少与列强对抗的前提下，帮助日本政府获得最大利益。也正因为如此，“霞关外交”成了英美外交，对中国方面重视不够。虽然日本外务省拥有不少中国问题专家，但他们并不占据关键地位，不能影响决策。美国日裔学者入江昭（AkiraIriye）认为，“霞关外交”的失败之处正在于没有认识到维护中国主权对日本的重要性，以及日本在国际框架中的应有的定位，这导致了日本今后的失败和灾难。
“鬼使”“神差”大对决
先天的差别，令中国“鬼使”在应对日本“神差”时，处处捉襟见肘。
与留洋多年的日本对手伊藤博文（当时日本首相）和陆奥宗光（当时日本外相）相比，在外交方面“自学”成才的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之前从来就没有迈出过国门一步。他的外交思路和技巧，与其说是学自洋务实践，莫如说是讲求权诈的中国特色政治手腕在外交领域的运用。作为李鸿章外交思想根基的“以夷制夷”，一方面固然是弱国外交的无奈选择，另一方面也正是他所擅长的权术实践，可惜外交毕竟不是内政，在洋人之间玩合纵连横成效并不好，往往是前门驱虎、后门进狼。
至于在外交第一线的使节们，中日外交战其实也是他们个人之间的综合素质之战。
甲午战争中，时任驻英公使龚照瑗是李鸿章的姻亲，在1893年出任外交官前，担任四川布政司，毫无外交经验，不通英法语言。出使后，因其兼驻法、比等国公使，主要逗留法国，英国事务依赖使馆的英籍雇员马格里探报来判断形势。
客观地说，龚照瑗在英国任上是尽职的，无论采购军火还是探听情报，都还略有建树，但受制于天资及满清体制，他只能算是个平才。他在西方最为出名的，就是以外交官的身份在伦敦绑架孙中山，结果又没把人看住，被孙向外通风报信，引起巨大外交风波，旋后被英国要求将其召回，落得灰头土脸。民国建立后，龚照瑗长期被作为“反动”典型，实则是替满清背了黑锅。
龚照瑗的对手、日本驻英公使青木周藏，却是堪与李鸿章媲美的政治家。与龚照瑗作为“土鳖”不同，青木是典型的“海龟”。这位武士后裔，在24岁那年留学德国学习法律。专业之外，他还涉猎医药、政治、军事、经济乃至啤酒、纸币、地毯等的制作，学一行精一行。他甚至还娶了一位德国妻子，这在当时的中国则是完全不可想象的。1873年，青木出任日本驻德国（兼荷兰、奥地利）使馆一秘，随后出任日本副外相、外相，参与主导日本外交政策。1891年，访问日本的俄国皇太子（后来的末代沙皇）被日本警察刺伤，青木引咎辞职，转任驻英国公使，正好专心与英谈判新的平等条约，成功地解决了日本在东亚动武的后顾之忧。在日英条约缔结的次日，日本内阁才确定了对朝鲜和中国动武的决心，英国外交大臣当时就认为，日英条约的签订，对日本的意义比战胜了清国大军还要重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