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实现在莫斯科会议上宣布的“在15年左右时间内赶超英国”的目标，以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毛主席从莫斯科回来，连续召开了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在会上，他再次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并批评了周恩来、陈云，说反冒进者离右派只有50米远了。
在这两次会议精神的影响下，一些地区和部门开始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大跃进”计划。报刊上也开始出现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大跃进之类的新词。4月中旬的一天，苏联使馆二秘顾大寿突然打电话到中办翻译组，问最近中国报刊上出现的“大跃进”一词，应该如何翻译，把它译成“БОЛьШОИСКАчОК”，对否？他接着说，为此事尤金大使批评了他。尤金认为，经济应当是有计划、按比例、循序渐进发展的，不可能跃进，尤其不可能“大跃进”。中国领导同志不可能提出这样的口号，一定是你们翻译搞错了。
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提出了许多新问题，王稼祥指示由中办翻译组和新华社对外部一起把八大二次会议文件译成俄文，并指定由姜椿芳和我定稿。5月23日，王稼祥打电话，要中办翻译组和新华社对外部派人到他办公室。朱瑞真和郑葵（徐葵？）去了，他还把正在北京参加八大二次会议的师哲也请了去，共同研究会议文件俄文翻译中的疑难问题。如“不断革命”一词本来是当年托洛茨基提出的一个极“左”的口号，苏联批判了好多年，已经成了一个贬义词。八大二次会议文件中的“不断革命”应当如何翻译？再如“一个跃进接着一个跃进”，有人说，译成俄文就是“一个跳跃接着一个跳跃”，跳跃式地向前发展有点像兔子赛跑，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很难翻译。其他如“马鞍型”、“波浪式地前进”等提法，也都有这样的问题。争论最多的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有人说，没有奋斗的目标，没有达到目标的期间，而且也没有主语，这不像一条总路线；也有人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这是一般常识，谁都懂得鼓足干劲比松松垮垮好，力争上游比甘愿下游好，多快好省比少慢差费强，这样译成外文，人家会嘲笑我们。当时由于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刚刚过去，大家对文件中的某些提法有不同意见也不敢摆出来，我们几个青年人鼓起勇气，冒冒失失地提了一大堆问题。王稼祥和师哲并没有责怪我们，一再说，原文如此，翻译无权改动，但你们可以在原文的框架内把译文表述得更圆满些，尽量少出漏洞，少授人以把柄。这时我们抓紧机会提出就“КУЛьТЛИчНОСТИ”的翻译问题向这两位老前辈请教。师哲说，1956年苏共20大后，他曾请示过少奇同志，少奇同志说，“КУЛьТЛИчНОСТИ”是贬义词，应该翻译成“个人迷信”；后来他又请示毛主席，毛主席说，只能译成“个人崇拜”，不能译成“个人迷信”，但也有一些翻译仍把这个词译成“个人迷信”。这样就有了“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两种译法。师哲提醒我们，两个月前，毛主席在成都会议上说，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我们不是崇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吗？对斯大林正确的东西还要崇拜。对于他们，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因此，你们在翻译正式文件时，必须译成“个人崇拜”。
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赫鲁晓夫感到担忧。他很害怕中国的人民公社、大跃进运动在东欧国家蔓延开来，便打破沉默，开始批评和挖苦。他还把保加利亚领导人召到莫斯科，要求他们立即停止大跃进运动，否则不再向他们提供贷款和经济援助。
中苏两国领导人的第一次争吵
1958年7月21日傍晚，苏联大使尤金来电说，他受赫鲁晓夫委托请求紧急会见毛主席。毛主席于当天晚上9时许接见了他，我担任翻译。
尤金说，赫鲁晓夫提出要同中国建设一支共同舰队，苏联的自然条件使苏不可能充分发挥核潜艇舰队的作用，中国的海岸线长，四通八达。毛主席听后非常恼火，他质问尤金，你们是不是又要搞“合作社”否则就不帮助我们？尤金支支吾吾，说不清楚。
第二天上午十一点，毛主席在中南海室内游泳池第二次接见苏联尤金大使，直到下午四点才结束。
毛主席说，看来，中国海军提出的关于建造核潜艇的请求可以撤销。核潜艇是一门尖端科学，有秘密。中国人是毛手毛脚的，给我们可能会发生问题。你们就是不相信中国人，只相信俄国人。俄国人是上等人，中国人是下等人，毛手毛脚的，所以才产生了合营问题。毛主席越说越有气，他接着说，要合营，一切都合营，陆海空军、工业、农业、文化教育都合营，可不可以？或者把一万多公里的海岸线都交给你们，我们只搞游击队。你们只搞了一点原子能就要控制，就要租借权。此外，还有什么理由？现在我们决定不搞核潜艇了，撤回我们的请求。要不然就把全部海岸线交给你们，把过去的旅顺口、大连加以扩大。但是不要混在一起搞，你们搞你们的，我们搞我们的。我们总要有自己的舰队，当二把手不好办。搞海军合作社，就是在斯大林活着的时候，我们也不干。我在莫斯科也同他吵过嘛！赫鲁晓夫同志取消了“合作社”，建立了信任。这次提出所有权问题，使我想起斯大林的东西又来了。可能是我误会了，但话要讲清楚。提出所有权各半的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如果讲条件，双方都不必谈。在谈话中，毛主席还谈到苏军方提出的在中国修建长波电台（雷达站）、在华苏联顾问工作中的问题以及对米高扬的意见等。
毛主席最后说，我要跟赫鲁晓夫直接谈，要么我到莫斯科去，要么他到北京来。
杨尚昆提醒我们，赫鲁晓夫来北京后很可能把责任推到尤金身上，说尤金把他的建议转达错了。我们也预感到中苏两国领导人将面临着一场大的争论。因此，我把李越然请来同我们翻译组一起参加这次中苏两国领导人会谈。
赫鲁晓夫于1958年7月31日秘密到达北京。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到机场迎接，一直把他接到怀仁堂，立即开始会谈。中方只有邓小平，苏方只有波诺马廖夫、费德林参加。在会谈中，赫鲁晓夫一再强调：苏共中央从来没有提出过，也从来没有要搞共同舰队的想法。这是个误会。是尤金在一定程度上错误地转达了我们的立场。关于长波电台问题，那是马利诺夫斯基提出来的，苏共中央根本不知道。我们同意中方关于这个问题的决定：你们建，归你们所有，我们可以使用，共同使用。毛主席说，关于“合作社”的问题这次讲清楚了，这个问题算是解决了。会谈中赫鲁晓夫表示要撤回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针对毛泽东对米高扬的意见，赫鲁晓夫也做了解释。本来为欢迎赫鲁晓夫安排了晚宴，会谈结束时，叶子龙走进会场向毛主席报告宴会准备好了，毛主席一摆手说，“不吃！”
这次会谈后，毛主席和赫鲁晓夫于8月1、2、3日又分别举行了三次会谈。
赫鲁晓夫这次访问中国是秘密来的，但回去是公开的，临走时还发表了一个中苏联合公报。公报中有几句措词强硬的话，用毛主席的话说，那是用来吓唬美国人的。在这次中苏最高级领导人会谈中，虽然解决了关于共同舰队的争论问题，但我们感到，毛赫面对面的争吵却大大增加了中苏两党两国之间的不信任感，为以后的中苏关系埋下了不和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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