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3月26日，上海。一条轰动全国的爆炸性新闻，通过报纸、电台等新闻媒介，一下子在上海的大街小巷沸沸扬扬地传开了——
“正在举行的上海市人民镇压反革命分子斗争展览会上，展出了一个男扮女装特务案件的罪证……”
于是，人们以先睹为快的好奇心，潮水般地涌向展览馆，一睹这位“风流女郎”的迷人风采；万国雄所居住的上海雁荡路55弄地区，更是成了一处神秘莫测的场所，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人群，将这个小小的弄堂围得水泄不通……
这是发生在上海滩上的一桩从未有过的奇案!
一份加有“编者注”的某报内参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平反一切冤假错案的决定，如阵阵和煦的春风，吹绿了祖国的山山水水，给中华大地带来了一片盎然生机。当年男扮女装的特务、现已刑满释放回到重庆老家的万国雄，此时的心也动了。他要申诉、要平反。于是，他接连向北京、上海寄发了十多封申诉信。
1981年9月1日，他在给上海某报编辑部的申诉信中这样陈述道：
“我是上海肃反运动中的典型，男扮女装特务案的当事人。贵报在1956年曾对我案重点报道；上海等地的反特展览会上及反右影片《铁证》中，都对我案广泛宣传。因为实未参加任何特务组织，只有政治历史问题，并在解放前一年多，便与反动派关系恶化，对其潜伏活动茫茫然一无所知，而我男扮女装是从小个性喜好的变态心理行为，绝无特殊阴谋和任何刑事犯罪，所以能够说清来龙去脉，作出令人信服的科学解释。我被逮捕时，便向人民政府一次交清坦白材料，应是历史真情，经得起任何时候的实践检验。故在15年服刑中，数十次依法申诉，还两次遵命向上海中、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两百多个反证人物，来协助组织澄清我案。申诉均被驳回。‘文革’中在‘四人帮’极左路线干扰下，反而要我交代所谓的特务同谋，几经曲折，终因我死不承认特务之罪，妄图‘翻案’，而被加刑15年。因我案而受到审查和牵连的人物及其子女数以百计，后果难以估计……”
万国雄的这份申诉信，很快被编入该报“内参”，同时在这份“内参”的末尾加上了“编者注”。
这份颇为新奇的“内参”，按通常的速度很快被呈送到了上海市委，并按规定报送中央政治局。
与此同时，万国雄写给国务院副总理、信访室和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的申诉信也相继转到了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万国雄一案的复查工作被正式列入了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议事日程。
活跃一时的“中国学生报”社长忽然失踪
拂去历史积淀的风尘，掀开万国雄案卷内业已泛黄、发脆的一页页材料，无情的档案重新将昔日的万国雄展现到了人们的眼前。
1943年，18岁的万国雄进入中央大学读书。这个在成都华西协会高中求学期间就加入三青团，并担任了三青团区队长的眉清目秀的年轻人，不久又担任了中央大学三青团的训练股长，1944年又参加了国民党，同年加入了国民党特务分子彭家瑞所组织的“三思社”。中央大学毕业后，万国雄受三青团中央团部的训导、指挥，担任了三青团中央团部及国民党青年部主办的“中国学生报”社长，从事反动舆论的宣传活动。1947年国民党反动派为了破坏青年学生民主运动，国民党青年部成立了特务组织“学生小组”，以及所属的中央大学“党团组织同志联谊会”，万国雄均为其中的主要成员。
他不仅调查进步学生情况，监视进步学生活动殴打爱国学生，而且是血腥镇压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正义学生运动的策划者之一。
1949年初，在解放大军直逼南京的隆隆炮声中，这个反动特务忽然失踪了。
不久，广西柳州报社，来了一位自称出生于湖南东安，名为王秀娟的女记者。1950年2月，柳州为我军所解放，这位王女士又莫名其妙地失踪了。
雁荡路55弄搬进来一位“王小姐”
上海雁荡路55弄。这里地处繁华的淮海中路与复兴中路之间，在绿荫环抱之中，矗立着一幢幢旧式公寓楼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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