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奥塞斯库仍然顽固地防守着自己的独裁政体，并最终把自己推到了同胞的枪口上。1989年，维护少数民族利益拉斯特神父被开除公职，以此为导火线，罗马尼亚全国上下站起来了，他们打着“罗马尼亚人，觉醒吧！”和“打到齐奥塞斯库”的标语在街上游行，流亡国外的知识分子也纷纷支持国内的民主运动。面对愤怒的群众，齐奥塞斯库非常恼火，他三番五次命令指挥镇压的官员下达开枪命令：“应该开枪打到他们，一个也不放过，要彻底消灭。”但一切都结束了，齐奥塞斯库令人发指的暴行已经弄得天怒人怨。在第一次血腥镇压示威者后，起义的火苗延展得更加宽阔。齐奥塞斯库知道大势已去，带着夫人仓皇而逃，当他们来到机场准备乘飞机外逃时，发现机场已被封锁。12月23日，人民同一阵线在斗争中取得胜利，电视台宣布了齐奥塞斯库夫妇被逮捕的消息。两天后，特别军事法庭宣布了齐奥塞斯库的五大罪状：大屠杀，受害者6万多人；破坏国家政权；破环公共财产；破坏国民经济；凭借存在外国银行的10多亿美元企图潜逃。立即执行死刑，愤怒的子弹呼啸着奔向了齐奥塞斯库夫妇，罗马尼亚人可以重新呼吸到自由的空气了。
《圣经·马太福音》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齐奥塞斯库从“罗马尼亚天空上的一颗恒星”陨落为一个人民公敌，这既是他个人的堕落，也是人类历史上新兴政制的堕落。当我们用人性、良知等词语去审判历史上的独裁者时，往往受益匪浅，有多少人进而相信人性胜过相信律法。中国几千年反反复复的以新专制代替旧专制的悲惨模式就是相信人性善的恶果。历史又毫不吝惜地用一个又一个事实告诫后人，权力只能使人变坏，所以，西方的政治制度在建立之初，就在防止权力异化人上做足了文章。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在就职演讲中说：“国家的政策将奠定于个人道德纯净并且始终如一的原则之上，而且，自由政府的卓越体现在它的所有优点之中，而这些优点不仅得到本国人民的爱戴，同时也赢得了世界的尊敬……除了托付你们关照的一般事务外，宪法第五条所赋予的临时权的执行范围，将由你们的判断力去决定它在现有法令下的权宜性，即根据反对这个制度的理由，或根据产生反对意见的不满程度。”华盛顿在这里没有向他尊敬的美国公民开“空头支票”，美国宪法修改条款在1791年12月经足够的州联合签署后正式生效，以最崇高的形式保障了民众能够获得最大的自由，这就是赫赫有名的“权利法案”。华盛顿为自己的国家献出了毕生精力，他在第二期满后，拒绝连任，退隐到忙特弗农的农场老家。于1799年12月染病离世。华盛顿之后，宪法“拜物教”的光荣传统就在美利坚扎下了根，正如第一位进驻白宫的约翰·亚当斯所说：“在我执掌政府期间，若企图或故意触犯法律，除承受宪法惩罚外，还接受在现在这个庄严的仪式（就职演说）中所有见证人的严厉谴责。”一届又一届的总统进驻白宫，又带着人们的尊敬离开，与其相信他们天生都有一颗善良的心灵，不如相信他们在庄严而又令人敬畏的制度面前都有一颗谦卑的心灵。齐奥塞斯库们与美国总统的主要区别不在于人格，而在于他们所栖身的制度。
在东欧剧变中，齐奥塞斯库是结局最悲惨的一个领导人。他的命运充斥着“前因后果”的逻辑，他的个体遭遇又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中央集权体制。罗马尼亚人对民主的追求浸染着慷慨悲凉的色彩，让后来人不禁望“民主”生畏。民主难道必须用暴力换取吗？前苏联用事实告诉了人们。戈尔巴乔夫和叶尔钦和平地解决了苏俄共产制度向民主制度的转换，这说明，用和平演变的形式来解决专制向民主的最后过渡，是完全可能的。如果中国人永远停留在八九年，对现实政治缺乏理性思考，顾作惊人语，今天“自由主义”谈得头头是道，明天“新左派”谈得天花乱坠，那我们的民族永远只能原地踏步。有学者指出：“我们无须鼓吹暴力，更无须把暴力革命当作民主革命的唯一方式。我们只需要坚持民主政治的理念，坚定民主制度必将取代专制制度的信念，坚持一切可能的努力，只要当代的专制统治者们同样不采取欺骗和暴力的方式，在人民的推动、甚至是迫动下，愿意逐步完成由专制向民主的过渡，我们都应该在不求激进与不算旧账的总前提下，为了国家、民族和全体人民的福祉，而采用非暴力的形式，将伟大的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当然，如果当代的专制统治者们，其对暴力镇压、暴力抗拒直至暴力反扑的迷信仍然冥顽不灵，则来自人民非自愿的暴力，即被迫产生的、并且同样是理性的人民革命暴力，一定依然会和民主革命的既定目标紧密连接在一起，为民主能够最终地战胜专制而牺牲奋斗，并且在所不惜。”
当代中国民众的话语自由权虽然极有限，但是，人们可以选择说出来。哈维尔在《政治与良心》一文中指出：“政治是人的政治，而不是机构的政治。政治来自人的内心，而不是来自一个命题。并非偶然的，这种充满希望的政治非得建立在这种严酷的斗争的基础之上，处于‘日常规则’之中，我们必须得先沉到井底，然后才可能看见星星。”替天行道，什么是道？这才是道。哈维尔们和齐奥塞斯库身上的九十九个弹孔，让我相信人性中善的那部分尚未泯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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