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日本明治维新后第一场对外战争，甲午战争成为日本迈入“文明国”行列的肇始。
战争前，为了拖延从朝鲜撤军，日本提出将改革朝鲜内政作为前提条件，并邀请中方参与这一改革。在遭到中方拒绝后，日本随即向中国发出“绝交书”，指责中国的不合作态度加剧了局势的恶化，日本政府对因此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概不负责”。
日本将其提出的朝鲜内政改革案，包装成进步与落后、文明与愚昧的一场较量，向西方强力推销。为此，日本秘密聘用了英文版《东京时报》(TokyoTimes)的美国编辑豪斯（EdwardHowardHouse）为其捉刀。58岁的豪斯曾是《纽约论坛报》（NewYorkTribune）记者，自1870年就在日本生活，深得日本政界和军界赏识，成为向西方发动宣传战的不二人选。
西方对日本的朝鲜改革案大为激赏。《纽约先驱报》认为：“（日本）在朝鲜的作为将有利于整个世界，她一旦失败将令这一隐士之国重回中国野蛮的统治。”《旧金山检查者报》（SanFranciscoExaminer）的社论，则指责中国将朝鲜控制得如此死板，令“这个可怜的国家似乎并不存在，她的一千万人民的任何野心都会被轻轻掸去，这是中国的一个毫无色彩和低能的翻版。”
日本人的公关，赢得了大多数欧美媒体的支持，将其作为进步的象征，“美国公众毫无疑问同情日本，一般认为日本代表着亚洲的光明和进步。”（美国《亚特兰大宪政报》，AtlantaConstitutions）。美国媒体开始夸耀是自己将日本引进了西方的文明世界，坚称日本接受和复制的正是美国的体制和理念，将日本称为“东方美国佬”（EasternYankee）,尽管日本实际上受到英法德等欧洲国家的更大影响。
当时德国社民党（theSocialDemocraticParty）的主席贝蓓尔(AugustBebel)在议会演说时认为，德国公众普遍对日本这个小国家敢于挑战庞大的中国、并不断赢得胜利而十分钦佩，一些德国报纸已经将日本称为“东方普鲁士”。
美国历史学家赫兰德（DouglasHowland）最近对甲午战争的研究也表明，日本被看成“文明国”，而中国依然被看成是“野蛮国”，这在当时是西方社会的普遍观感，并认为这一观感至今还影响到世界历史学界对甲午战争的评价。
向西方宣扬亚洲新形象
在日本的国家形象塑造中，除了运用“文明”、“进步”等普世价值观自我包装和拔高外，在技巧上对西方媒体采取了主动接纳、积极利用的姿态，身段相当柔软，手腕相当娴熟。
起初，日本官方、尤其军方并没有适应新时代的信息传播方式。当西方媒体纷纷申请随军采访时，日本军方秉承传统习惯，断然予以拒绝。同时，日本当局试图加强新闻控制，甚至对美国海军官兵经由日本发回美国本土的所有信件，实行检查乃至涂改，这令美国人相当不满。
战争爆发后仅一个月（1894年8月），日本一线外交官换人，哈佛大学毕业的日本外交官栗野慎一郎（KurinoShinchiro）出任驻美公使，他推动日本“外宣工作”进行了重大调整，效率大增。
在栗野慎一郎及驻英国兼德国公使青木周藏（前任日本外相）等的推动下，西方记者立即得到了随军采访的许可。德国学者的研究表明，仅从日本出发的记者，就有114名，另还有11名现场速描记者（当时影象主要靠画师绘制）和4名摄影记者。
为了争取西方媒体，栗野慎一郎还亲自撰稿，并组织日本外交人员以及学者，积极向美国报刊投稿。华盛顿、纽约、旧金山等地的日本外交使团，成为新闻策划中心。青木周藏也在英国和德国进行了大量的媒体公关。
日本的宣传攻势，首重为其国家政策辩护。他们向欧美读者痛诉中国如何阻挠日本在亚洲推行西方文明的努力，给欧美民众造成一种强烈的感觉：中国的顽固僵化才是造成危机乃至战争的根源。日本学者向美国人解释说，日本正在努力唤醒千百万昏睡的中国人的灵魂。
其次，日本大力宣扬中国威胁论，将中国描绘成一个可怕的庞然大物。在日本影响下，一些西方媒体在报道清军调动时，甚至想当然地形容“中国军队人数如同蝗虫般多”。中国的军力被大大夸大，美国《春田共和报》（SpringfieldRepublican）计算说，即使日本人每天杀掉一千名中国人，要杀光中国人也要一千五百年之久。由此，日本将自己包装成了一个挑战邪恶的庞大帝国的勇士。在这样的形象反差下，当日本在军事上获得胜利时，西方人的惊诧和敬佩便更为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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