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解释说，就是亲美也亲苏，不反美也不反苏，平时美苏并重，战时善意中立。以美苏并重政策来消除美苏的对立，使中国成为美苏关系的桥梁。单从军事观点来说，如果在美苏对立之间中国不能保持善意的中立，联合美国对付苏联，则美国为了支援中国，就会派部队越过太平洋到中国来，这样，中国就成了美国的负担。反之，如果中国要是联合苏联对美国作战，苏军也会从西伯利亚过来支援中国，不仅中国成为苏联的负担，且使苏联陷于欧亚两面作战的不利局面。
因此，张治中说：“在亚洲，中国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现在的世界是美苏两雄争强，中国在中间举足轻重，是两雄争取的对象，中国投向哪一方，哪一方就占优势。我们要好好地利用它、珍视它。”
毛泽东听后，认为张治中所说的在当时具有普遍性、代表性，因而一边吃饭，一边详作解答。最后，他对张治中幽默地说：“文白先生，我准备为此进行100年的辩论。”
其实，在渡江后，尤其是在攻占上海前后，中共中央曾经寻求同美英建交的可能性。在此期间，毛泽东所高度关注着的在南京的中美之间试探性的接触，已经基本摸清了底。美国除了在上海解放后从青岛撤走驻军外，未作其他任何积极的反应。美国国务院虽说让司徒雷登滞留南京，奉行的也只是“等尘埃落定”的政策。美国最高当局无意断绝与国民党的关系，反而，美国还致力于同西方各国就承认新中国问题结成统一战线而对中共施加压力，要新中国不能和苏联结盟，要新中国同意维护西方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殖民利益，他们才能考虑承认问题。5月29日，毛泽东在为新华社的社论稿《祝上海解放》审稿时，加了一段话：
这些外国政府如果愿意开始从中国事变中吸取教训，那么他们就应该着手改变它们干涉中国内政的错误政策，采取和中国人民建立友好关系的政策。
6月25日，国民党海军在美、英支持下，开始对上海港以及解放军已经解放的港口进行封锁，试图通过封锁，用经济压力使中共在政策上向西方屈服。在美国维护西方帝国主义殖民利益的错误对华政策所造成的双方对峙中，中国共产党除了联合以苏联为代表的一切反帝力量奋起反击外，别无选择。
“一边倒”就是对美国支持蒋介石实行封锁政策的一个针锋相对的回答。
6月24日下午6时，毛泽东给胡乔木写信，请他写一篇纪念七一的论文。胡乔木写的这篇纪念七一论文，稿子写出后，毛泽东没有决定用，他自己重写了一遍，这就是毛泽东原来曾经说过要答复张治中、张澜等观点的文章，也就是著名的论文《论人民民主专政》。
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明确地宣布了当时新中国“一边倒”的外交方针。文章说：在国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主义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
“你们一边倒。”正是这样。一边倒，是孙中山的40年经验和共产党的28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40年和28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
孙中山的一生中，曾经无数次向资本主义国家呼吁过援助，结果一切落空，反而遭到了无情的打击。在孙中山一生中，只得过一次国际的援助，这就是苏联的援助。请读者们看一看孙先生的遗嘱吧，他在那里谆谆嘱咐人们的，不是叫人们把眼光向着帝国主义国家的援助，而是叫人们“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孙先生有了经验了，他吃过亏，上过当。我们要记得他的话，不要再上当。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
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共同纲领》，明白接受了这一方针，奠定了它的法律地位。
新中国当时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方针，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产生的，具有极为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它对于洗刷西方帝国主义在中国土地上的污泥浊水与百年屈辱，赢得了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新中国虽然宣布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但一贯有着独立自主的传统。基于这种立场，鉴于国际局势的变化，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新中国适时地改变了外交上“一边倒”的方针，大力倡导各国人民在五项基本原则上实行和平共处。
司徒雷登后悔没去北平
这幢房子正门口，一左一右立着两个中国造型的石狮子，屋里挂着中国字画，摆着中国老式家具。司徒雷登就居住在这屋里。客厅柜架上摆的中国古董中，有一个明代瓷瓶，就是他任驻华大使参与国共和谈时周恩来赠送的。
这幢独立而带草坪的普通房子，在华盛顿西北区28街，门牌第5312号。
当年，杜鲁门否决了他欲赴北平的请示电报之后，司徒就于1949年8月2日登上一架美军运输机离开南京回国。飞机飞经冲绳，他就忍不住发表了一个声明，说什么只要中共新政权保持中立，美国就会与其保持经济往来，然后会考虑给予承认。但是，美国国务院说他多嘴。他在华盛顿刚下飞机，就被人接到国务院接受训令，上级给他规定了“三条不准”：不准演讲，不准谈中美关系，不准接受记者采访。
当时，反共的麦卡锡主义在美国极其猖獗，凡是与苏联、中国等共产党国家有过来往的人，都受到监控、盘查与围攻，有的甚至被投进监牢。谢伟思、戴维斯等一批年轻的外交官因主张支持延安抗战，而被打成“通共”分子，被从国务院除名。回国不久的司徒雷登，也被开列上了麦卡锡主义的“通共”黑名单。
1949年11月，司徒雷登应邀去纽约参加一个基督教团体的聚会，返回华盛顿途中在火车上不幸严重中风，随即被送往马里兰海军医院，至次年3月出院；这年7月至9月，又因中风复发再度住进纽约长老会医院。出院之后，已经半身不遂。他的亲生儿子杰克在密西西比州当牧师，收入微薄，没有能力照顾父亲。于是，他就全靠“义子”傅泾波的一家人照料。
在去世之前好些年，司徒雷登有一句话经常挂在嘴边：“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先斩后奏’，在向美国国务院请示之前，就径直从南京前往北平，跟毛泽东、周恩来见面，造成既成事实。遗憾，遗憾，实在是太遗憾了！”
其实，上世纪40年代末与50年代初是冷战刚刚形成的时期，中美关系是很难摆脱这个大背景制约的。他即使能背着上级擅自前往北平，也是不可能有什么作为的。
司徒雷登在傅家精心照料下，病情有所好转，可以用右手写字、吃饭，并能拄着拐杖上下楼，在院子里散步，还写了英文回忆录《在中国五十年》。
司徒雷登于1962年9月去世，享年86岁。他虽然出面筹资数千万美元，创办了燕京大学(新中国成立后并入北大)，位居美国驻华大使之要职，调动过数以亿计的援华美元，但最后却在贫病交加之中辞世。他虽然是美国人，但是，据说来参加追悼的美国人并不多，来的大多是中国人，这些人大都是他过去在燕京大学的学生。
(摘自《新中国外交谈判》，陈敦德著，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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