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政权溃败前夕，美国驻国民党政府大使司徒雷登滞留南京，通过各种渠道与中共接触，企图扮演中美建交摸底谈判的探路者角色。但是，此时美国国内反共的麦卡锡主义猖獗，指责民主党政府要对“丢掉了中国”负责，杜鲁门总统于是否决了司徒雷登关于北平之行的请示电报。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毛泽东一锤定音：新中国外交“一边倒”！
杜鲁门否决司徒雷登北平之行
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关于打算访问北平的请示报告，放在杜鲁门总统办公桌上。
杜鲁门早就阅过，但仍然放着，未置可否。
司徒雷登打算访问北平，称还有可能会晤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首脑人物，杜鲁门原是很感兴趣的。解放军在大陆正像秋风扫落叶似地追击国民党军，中共统治中国大陆已是不能不正视的现实；但是，这份报告递到白宫，不敢拍板的艾奇逊国务卿将它呈递给了总统。
司徒雷登在通过黄华的渠道得知中共当局准许他去北平之后，就详尽地起草了一个请示报告发给艾奇逊国务卿，请艾奇逊作最后决定。司徒雷登在报告中撒了一个不小的谎，谎报中共方面发出邀请，却隐瞒了自己主动与中共联络并私下做好了北上旅行准备的实情，诡称是他的学生傅泾波无意中向黄华提起，中共方面显然当回事了。
在电报中，司徒雷登详细陈述了他这次北平之行的利弊。此行的积极意义，是使他有机会亲自向毛泽东、周恩来陈述美国的政策，表明美国对共产主义和世界革命的担忧，对中国前途的希望。通过和中共领导人交换意见，他可以给华盛顿带回关于中共意图的最可靠的官方消息。他还认为，这种接触还可以增进中共党内自由主义分子和反苏分子的力量。
司徒雷登在报告中还说，也有不利的一面，此行可能在美国国内引起批评而使国务院为难。而在南京的外交使团中的同行们也可能误解，认为美国使节出尔反尔：先是提出一致对付共产党，现在又率先与它接触，并有可能成为外交使团团长们以这样那样的借口纷纷前往北平的开端。为了抵消这种“消极后果”，司徒雷登还征询国务卿要不要同样作一次广州(当时国民党已将首都迁到广州)之行。但他又担心这样两面奔走，会显得美国在擅自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很可能激怒中共，这样将抵消访问北平的任何成果。
司徒雷登将北平之行的利弊瞻前顾后地分析，使艾奇逊的助手们意见也不一致，众说纷纭，弄得艾奇逊也没法最后决定，只好“提交最高一级”——哈里·杜鲁门总统决定。
这时候，国会里的共和党人正狂加指责民主党总统杜鲁门“丢掉了中国”。麦卡锡挥着反共的砍刀大开杀戒，年轻的尼克松议员之反共调门也锋芒毕露，让杜鲁门煞是苦恼。
最近，共军轻而易举地渡过长江，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即将全面垮台了，委员长准备挟同余党和存在上海金库里的货币逃往台湾。毛泽东、朱德的军队很快就要控制全中国。共军渡江之后，共和党人更是说他要对“中国大陆的沦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他的指责更是加码了。他哪能像这些议员要求的提出一个庞大的计划来挽救蒋介石呢？
这种挽救，不仅要花费数十亿美元，而且必然需要一支二三百万人的军队才能与中共军队抗衡。他想：美国人民的子弟，好不容易才从历史上最大的一场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归来，怎能再一次放弃自己的职业和学业去为蒋介石及其家族打仗呢？
作为美国总统，他曾经竭尽全力阻止这场“灾难”的发生。他曾经把当代最伟大的美国军人乔治·马歇尔派到蒋介石那里去。天才的马歇尔将军洞察了国民党军队致命的弊病，深信国民党政府唯一的希望是与中共休战并组成联合政府。这个解决办法也许可以使蒋介石腾出时间，以整顿其毫无斗志的军纪败坏的军队。但蒋介石听不进马歇尔的劝告。
杜鲁门觉得，可悲的是，蒋某人极其狂妄自大，发动了胃口过大、野心过大的攻势。在此期间，杜鲁门作为美国总统曾经不停地向蒋的政府提供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达20亿美元之多。但是，美国的好些经济援助，流进了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腰包。
这年初春，美国驻北平总领事柯乐布给华盛顿发来的有关中共接收北平与所附军队入城式的一组照片，都清清楚楚地表明：从坦克、大炮到冲锋枪，中共军队几乎全是使用从蒋军缴获的美式装备武装起来的。他看了这些照片，从苦涩、无奈中更加重了对蒋介石的厌恶。
不久前，杜鲁门在写给国会议员范登堡的一封信中说：
事情已经弄清楚，国民党中国政府是试图治理一个国家的迄今最腐败无能的政府之一。当我察觉到这一点，我们就不再把武器供应他们了。共产党人的大部分武器正是中国的国民党政府为贪图报酬而缴出的那些武器。如果蒋介石一向乐于听取马歇尔将军、魏德迈将军和迪安将军的意见，那他就决不会有今天这样的下场。在北平投降后，那里我们所供应的弹药、车辆和大炮全部落入共产党人手里，我中止对中国政府供应任何东西。可是这一点必须逐步逐步地做，因为国民党人还控制着长江一线，我不想在这个时候就拆蒋介石的台。
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位老学究司徒雷登竟然提出要去北平会见毛泽东、周恩来，真是太不合时宜了。杜鲁门几经犹豫，最终行使了否决权。
毛泽东决策“一边倒”
随着新政协筹备会议的召开，1949年6月中下旬的中南海显得更热闹了。此时，在毛泽东脑海中日夜萦回思考的，就是建国的大政方略。
新中国对外政策是由他亲自掌握着的。当时，张治中主张对外方针上美苏并重，从这
次筹备会议的各方发言看，有相当的普遍性；毛泽东所敬重的民主人士张澜，还主张在如今世界冷战两大阵营的对峙中，新中国要走中间道路，主张毛泽东“要做铁托”；还有一些要走第三条道路的人士在到达北平后，也热衷于宣传外交“向美苏两面靠”的主张。
其中，要以张治中的观点谈得最透彻。那还是4月间毛泽东在香山宴请张治中时，听其当面谈的。两人边吃边谈，菜香酒酣之中，他征询张治中对治国方针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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