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2月，爸爸被免去外交部长职务。在极其复杂的历史时期，爸爸被卷入一场政治漩涡，我们听到传说中的一些事情很震惊。爸爸性格耿直，急公好义，遇到不平的事喜欢站出来仗义执言，历次运动总因为说一些过头的话而受批评，在有些人眼里，他作为领导干部还不够沉稳。
与爸爸分别的日子
1974年国内政局诡谲，此时正值“文革”后期，“四人帮”打着毛主席的旗号干着不可告人的勾当。周总理既要执行毛主席的内外政策，又要和“四人帮”周旋斗争，他力撑苦局，举步艰难。就在这一年6月，爸爸被任命为外交部部长。
这段时间也是我和爸爸“相距最远”的一段日子。爸爸搬出报房胡同后的数年中，我们被一种神奇的力量隔绝了，这是当时我心里最难过而又不得不面对的一件事。上了年纪的父亲并不知道，他的孩子是何等地思念他。我并不稀罕什么值钱的物品，就是希望爸爸心里还有与他血肉相连的儿女，我希望爸爸永远不要忘记过去。
那时，对于高层的内幕，我还不甚明了。在大学宿舍里，我与一个家在甘肃的同学望着天花板谈天说地，谈得最多的是我们的父母亲。我羡慕我的同学，在遥远的大西北，她有一个普通而温暖的家。同学却说，你有那么出色的爸和妈，这可不是人人都有的，你是你爸唯一的女儿，他的心里会很在乎你的！
是啊，我和爸爸血脉相连，这亲情怎么会因为分开而中止呢？谁说怜子不丈夫？
在我的记忆深处，我的爸爸是一个和蔼可亲、充满正义感、充满人情味儿的人。可现在，过去的一切似乎都隐没在迷雾中。
我尊敬公众眼里的名人爸爸，我为他的成就感到自豪，可令我感到亲切的还是那个慈祥的老父亲。我觉得，身居要津、风光无限就像妈妈送我那本《居里夫人》的故事一样，是奋斗中的副产品，它与商品社会的金钱很有几分相似，是一个好仆人，一个坏主人。
我更想念过去的爸爸，怀念那些简朴快乐的生活。其实，我的愿望很简单，我希望与天下所有的女儿一样，可以自由自在地与自己的父亲来往，互相说出心里话。哪怕长辈批评自己，那又有什么呢？难道因为有些方面的不一致就不是亲人了吗？我希望爸爸倾听我的想法，我需要他的支持与理解。
学校的图书馆里有各式各样的报纸，每次登有爸爸会见外宾或是陪同领导人出访的照片，同学们总是拿给我看。爸爸，我们又见面了！看到你的身体不错，比过去也胖了一些，我真有一种见照片即见亲人的幸福感，但愿你老人家健康长寿！我自由自在地与照片中的爸爸“谈心”，没有任何干扰，不用任何人批准，也不用谁传递消息，就像过去在家里一样。
在我实习的医院附近有一个福利院，里面收留的都是失去父母的孤儿。傍晚，当他们穿着不合体的衣服，大的拉着小的到急诊看病的时候，我的眼睛总是湿润的。世上有很多痛苦无助的人，我逐渐明白妈妈为什么那么希望我学医。或许，希波克拉底(医学之父)誓言“我之惟一目的为病家谋幸福”，可以使我忘却一切不快。
惟有遗憾的是，我不能为妈妈治病了。如果能早一些学医，我一定会找遍天下所有的良方护理好妈妈，让她度过最后那一关，我们全家就不会这样分离了！
就在这段时间里，爸爸在某个平常的晚上，一个人拄着拐杖走出家门，他来到附近的街头转悠，独自在路边长时间的徘徊着，迟迟没有回去。几个小时后，直到单位值班室的同志四处寻找，才在东单附近的路边上找到了他。
爸爸！你为什么孤独一人在晚上徘徊？或许你希望见到抗战时期在重庆的老朋友，他们就住在你的附近；或许你在当年我们住过的小胡同里驻步停留，那里有你熟悉的街景和旧屋，你希望你的儿女与你“偶然”相遇；或许你在思念妈妈，我更希望是这样；或许你想望闪烁的星空？
实际上，在与爸爸分离的那段时间里，我们一直都在默默地关注着他。从能够见到他的长辈或朋友那里，我们陆续知道了一些他的真实情况。爸爸晚年的境遇发生了落差极大的变化，为此他时常感到孤独和无奈，一些人的一些做法让他感到不快，但他又无处诉说，只有把一切都压在心底。
祈祷与守望
从1973年秋季起，我和哥哥一直未见到爸爸。千山万水隔不断骨肉情，孩子们仍旧关切地注视着父亲的行踪和有关他的任何消息。每当看到同事们下班后与家人团聚的情景，我的眼前总是浮现出爸爸慈祥的笑脸和他那瘦高微微驼背的身影。我默默祈祷着，期盼着自己的亲人一切平安顺利。
1976年清明节的前一天是周六，我从学校回到了北京，在天安门广场，我看到了无数的花圈和诗词，悼念周总理的群众人山人海，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1976年是惊心动魄的一年，中国政局动荡，风云变化，唐山地震后毛泽东逝世；10月“四人帮”倒台，我们迎来了真正的春天。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从中南海到外交部乃至爸爸身边发生的事情，社会上有不少牵强附会、相互矛盾的说法，许多故事不胫而走。外交部熟人中流传着父亲在四人帮横行年代写过的一首小诗:“笑看鸡虫斗，惶惶无已时。无如小窗里，卧读辋川诗。”
妈妈去世后，爸爸在逆境中更加悲愤努力，他的一些出彩华章，包括第二十六届联大的发言稿都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随着1973年家里发生的变故，我只身在外，没有想到，这三年他的命运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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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2月，爸爸被免去外交部长职务。在极其复杂的历史时期，爸爸被卷入一场政治漩涡，我们听到传说中的一些事情很震惊。爸爸性格耿直，急公好义，遇到不平的事喜欢站出来仗义执言，历次运动总因为说一些过头的话而受批评，在有些人眼里，他作为领导干部还不够沉稳。文革初期爸爸经受了考验，他忍辱负重，正确对待冲击，白天挨斗，晚上批文件，在极左思潮泛滥的日子里，他宁愿挨批斗，也不说无原则的话，不做无原则的事，博得了外交部干部的尊重。有老同志说，老乔在政治上更加成熟了。
以“不趋炎附势”为做人信条的爸爸，一贯教育孩子要按原则办事，不要轻易放弃自己认为对的事情。他向来不在背后议论人长短，即使同志间有意见，也从不在领导面前贬低他人。“文革”期间很多干部挨批，外调人员找爸爸了解情况，爸爸从来不乱表态，总是实事求是地替人讲公道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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