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十多年的呕心沥血、艰苦奋斗，各部门已经大体上做好了准备，国防工业办公室向党中央写出了《关于自力更生建设原子能工业情况的报告》，计划在1964年把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在这样的时刻，把钱三强调出去，已经不会太大地影响这项工程的进度了。
事情闹到这一步，周恩来派人来了解情况，二机部副部长、党委副书记刘伟同志就说：“调走三强同志这个报告是谁搞的？我为什么不知道？这种行动符合党的原则吗？对一位对党忠诚的同志，能够这样随便怀疑吗？”
1978年秋，我去全国人大办公厅拜访刘伟同志时，他仍在愤愤然为钱三强鸣不平：“这样一位对党忠诚的科学家，是我们的国宝，为什么要怀疑、打击？党内有一股不正的风气呀！”
为了弄清问题，周恩来亲自到二机部听了一天情况汇报，因为有外事活动，又派聂荣臻副总理来继续听汇报。摸清情况以后，聂荣臻元帅代表周恩来总理宣布说：“你们连钱三强也不相信，你们还能相信谁？”
周恩来批评了二机部的有关领导人（当然也批评了钱三强对党的领导不够尊重的言行），调出钱三强的计划也就没实施。谈到这段经历，钱三强对周恩来、聂荣臻是充满感激的。
第3次遣往农村遭受沉重打击
1963年周恩来曾经提出：二机部的工作要有高度的政治思想性、高度的科学计划性、高度的组织纪律性。也就是有名的“三高”原则。这几项原则，实际上是整个党组织的政治原则和纪律。根据这样的原则，二机部的领导人对钱三强的教育和要求，也在进行。
调动不成，思想教育还是要进行的。这一次教育，对钱三强来说，是无法忘记的。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中国人自己设计制造的原子弹胜利升空。钱三强为之奋斗数十年的强国梦就要实现了。全国人民欢欣鼓舞，扬眉吐气，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为之欢呼庆贺。
二机部的领导，却要钱三强在这天晚上7时参加一个批判会，听取大家的批评和意见，然后去河南农村参加“四清”运动。三天后，也就是10月19日，他踏上了去河南信阳的列车。
北京在开庆祝会，二机部几位领导人都参加了，还照了相，只有钱三强这位原子科学的研究专家、开创事业的带头人、二机部的副部长，销声匿迹，默默无闻。
这时的钱三强已经来到河南省信阳地区一个偏僻的农村，正在用他那善于攻克量子力学、科学难关的大脑，计算生产小队干部多吃多占的简单数字。
这种安排，当然是一些领导经过细心研究的。在他们看来：钱三强从1957年以来，从未作过触及灵魂的检讨，思想问题越来越严重，总是强调科学，不尊重党的领导，忽视政治；总是有自己的见解，不愿做驯服工具，理应遭到这种待遇。他们认为，这是为了教育他、帮助他、挽救他。
从青年时期就立志报国，远渡重洋到法国读书，四十多年，呕心沥血，披肝沥胆，废寝忘食，就是为了“两弹一星”上天。结果却得到这样的下场。但是钱三强坚强地忍受着。当别人问他：“照片上为什么没有你？”钱三强坦然回答：“有几个做代表就行了，缺一个两个不算什么。”
回忆这段经历，钱三强专门给我写过这样一段文字：
1964年，原子弹上天。上午通知我，听听广播。5点到7点开会，对我提意见，把我送下乡搞“四清”运动。后来他们照了很多相，好像一切都是他们几个搞的。
这使我想起，十年前（1954年）入党的时候，总支书记（一位长征干部）说的一段话：“三强：你可能认为，入了党就一片光明。实际生活是复杂的。将来你会知道，党内也还有斗争。”当时，我还不理解。十年后，我才理解了这句话的意义。
但在支持国家大事，我仍然是积极努力的。我现在认识到：现在改革正在进行，我们每个人都“新”“旧”共存，因此，我也有“旧我”存在。这有待于在自己与同志们的督促下改进。
钱三强从来不会为个人利益去找领导人诉苦、辩白。他没有这样的时间和精力，也羞于启齿。即使在他向我介绍这段生活时，也尽量谈得平静，他怕有损于党的威信。
□摘自《炎黄春秋》2007年第7期春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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