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理脸红了：“我是想改变一下空气，横扫一切污泥浊水。”
宋任穷说：“你还年轻了一点，不要过火。过火了就不那么正确了。”
虽然有宋任穷那样的老革命尊重知识分子，但是，在那种紧张的政治空气里，许多人都变了，瞪大眼睛找资产阶级。而且，时隔不久，宋任穷又被调出二机部。这股歧视知识分子的风越来越盛。
钱三强建议要增加几位科学家进二机部的领导班子，这应该说是合理的。但在当时，这就变成了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右派观点。钱三强这样的思想、这样的观点，能不引起注意吗？
领导们都知道，钱三强在法国读书时就参加了地下党活动；毕业后放弃了法国优厚的待遇，毅然回到祖国；回国以后，国民党要员诱以高官厚禄，他都不为所动。他是如此衷心拥护党，怎么可能反党呢？但是，灾难仍然罩在头顶。反右派运动中几十万知识分子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接受劳动改造。钱三强的右派问题也提到了议事日程，但由于毛泽东、周恩来和聂荣臻的保护，他才侥幸没有被扣上“帽子”。
第2次委婉批评招来巨大灾难
反右派运动以后，原子科学的大发展仍然继续前进，而且在不断加快步伐。
1958年2月11日，中央决定将第三工业部改为第二工业部。7月1日，钱三强领导的物理研究所改为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由二机部和科学院双重领导，所长仍然是钱三强。研究所由5个研究组扩大为8个研究室和两个工程技术单位。钱三强推荐物理学家邓稼先参加核武器研究所。
9月27日由苏联援助我国建设的第一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和第一台回旋加速器正式移交生产。
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拒绝向我国提供原子弹模型和技术资料。中共中央决定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原子能事业。钱三强领导原子能研究所转入为核工业服务的轨道，承担了科技攻关和培训干部的任务，同时还选派成批的优秀科技干部输送到核工业的有关院、所和工厂，负责科技工作。钱三强推荐有组织能力的实验物理学家朱光亚担任核武器研究所的副所长。
1960年7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讲话：“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很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算的。”
钱三强知人善用，积极引荐。在他的带领下，经过了1958年大跃进，浮夸风，经过了多灾多难、忍饥挨饿的1960年，原子科学事业始终在艰难地前进着。
1962年，中央在北京召开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做了检讨，让刘少奇、周恩来等人来负责第一线的领导工作。1962年在广州召开的知识分子会议上，周恩来兴高采烈宣布“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陈毅元帅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行鞠躬礼。这次会议很有影响，在知识分子中间唤起了一股热情。
在钱三强的脑海里，毛泽东和周恩来总是意见一致的。这一次周恩来没有请示毛泽东，大胆地在知识分子这个问题上另辟蹊径了。钱三强从内心里赞成周恩来的观点。他认为，前几年，党的政策出了一些问题，现在应该积极支持周恩来扭转这一局面。
钱三强在回科学院传达会议精神的时候，心情激动，联系实际，他讲了这样一段话：
聂荣臻元帅说：他要当科学家的后勤部长。我们有些支部书记不是这样。他们不积极帮助科学家解决困难，只知道看档案、抓批判、搞运动，实际上是起了阻碍作用。
钱三强此话一出，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散会以后，原子能研究所的一位党支部书记、副所长李寿南就直接找钱三强提意见：“你怎么能够这样说，你叫支部书记今后还怎样去进行工作？”
钱三强冷静思考以后，主动向李寿南认错：“我的讲话，有片面性。”
很快，毛泽东批评了周恩来的讲话，说知识分子仍然是资产阶级的，仍然要脱胎换骨，说全党开展反右倾。全国的政治形势急转直下，周恩来做了检讨，钱三强当然也要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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