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春江曾与著名科学家钱三强有过几年的密切接触。对党一向忠诚并对中国科学事业有过重大贡献的钱三强，在几十年的工作中，曾遭受过几次挫折。从这些痛苦的经历中，他深深地感觉到，做好党的领导工作是非常不容易的，许多问题的解决也需要时间。
因写作《裂变之光》，我与钱三强有过一段密切接触。1986年春，当书稿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发稿以后，我向他提出：“你是对党忠诚、有重大贡献的科学家，几十年来，你认为我们党还存在哪些弱点、问题，存在哪些亟待解决的弊端？你对党的感情很深，意见会更有价值，如果你愿意谈，我很想听听。”
老科学家是一位很豪爽也很严谨的人。可能由于几年来多次交心，他对我有了一点信任，就热情地和我谈了两个多小时。
他谈到，党的有些领导人认为手中掌握了马列主义，往往过分自信。因此，强调统一，强调服从，厌烦批评，容不下不同意见。虽然有时也提出批评与自我批评，但是一旦有人提出尖锐的意见，就容易变脸。而知识分子，一般都是追求真理，独立思考，喜欢提出不同意见的。党的有些领导人接受不了这些意见，往往认为这些有独立见解的知识分子对党不忠，甚至认为是反党。歧视，打击，便自然产生。有的被戴上右派帽子，划入另类，受尽折磨。而唯唯诺诺者往往受表扬，说假话、讨领导喜欢者往往得到重用。
谈话结束了，我又回到合肥。
1987年2月6日，钱三强给我写来短信说：你写作这部书稿的时候，正是中国现代史的转折阶段。希望今后，犯错误的机会少一点。他约我尽可能来京，“等你来时见面再谈。”
不久我赶到北京，老科学家和我热情地谈了六次，每次约三个小时。这是他最后的岁月，他诚恳地讲出了一些真心话，为自己所热爱的共产党把脉，特别对知识分子政策问题提出了善意的批评和建议。
第1次提出建议惹来一场风雨
1956年，钱三强带领40多名科学工作者在苏联实习考察。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从美国回国，也来到苏联和钱三强一同考察。钱三强熟悉法国和西欧的情况，钱学森熟悉美国的情况，两人一见面，互相交流信息，更增加了对开展科学事业的信心。
1950年，毛泽东对戏剧界提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1956年在讨论怎样领导科学工作时，毛泽东又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科学和艺术界的思想开始活跃。
1957年，全党开始整风。国内各机关团体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向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这场运动，轰轰烈烈，震动了全国。
这时，驻苏大使刘晓奉命来找钱三强、钱学森两位科学家，征求对党内整风的意见。谈到当时的情景，钱三强说：“学森刚从美国回国不久，对情况不够了解，就没有谈什么意见”。这时的钱三强，已经参加工作9年，入党也已经3年了。他很深沉地说：“我自认为，党对我十分信任。我既然参加了这个组织，就应该爱护这个组织。党要求我帮助党整风，又派人来征求意见，我应该讲出真心话。当时，满腔热情，没有任何顾虑。”
他向刘晓谈出了心里话。他谈到法国和苏联的科学工作的管理和领导状况，第一次对党的领导工作提出建议：法国的科学家，每年有固定的经费，研究项目，由科学家征求各方面的意见自己来制定计划，政府在一般情况下不过问，科学院的管理工作由科学家自己来管理和领导。苏联从彼得大帝时期，就吸收法国的经验；在斯大林时期，党组织在科学院也只是做思想工作和后勤工作，一切由科学家自己来管理和领导。
因此，钱三强提出建议：“中国应该吸收法国、苏联这方面的经验，改进体制，充分信任知识分子，让他们有职有权，业务和行政工作可以由科学家自己来负责，党的工作可以抓思想教育，协助科学家搞好工作。”并且还提出具体建议：“如果体制上不好马上动，可以先选拔几位有才干的科学家到领导岗位上来，参加领导工作，这会很有力地推动科学事业的发展。”
钱三强是坦率的、真诚的。他自认是一位忠诚的共产党员，是在为改进党风献计献策。可是，他提出的建议，仍然被一些领导人认为是不尊重党的领导，实质上是取消党的领导，是反党言论。
早在反右派运动前，钱三强就感到科学院里有种不太协调的气氛。二机部直属于国务院第三办公室领导。第三办公室则由一位资格很老、威望很高、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老革命领导。
1955年，二机部有一位部长，另外还有几位副部长。在领导班子中只有钱三强一个是科学家。部长是来自晋察冀的老干部，高中文化水平。他懂得搞科学研究不能离开知识分子，但是，在思想深处他则坚信知识分子是属于资产阶级的，必须脱胎换骨。他带来一位得力助手担任原子能研究所党委书记。这个年轻人也来自晋察冀。反右派运动一开始，他就表现出一副敢冲敢闯的架式。有一次党内开会，他发言很激动：“什么你公、我公的？资产阶级思想泛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