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5月，春光明媚、生机盎然的北京，迎来了一位非常的客人，他就是即将就任国务院财政部部长的李先念。李先念刚出北京前门车站，时任财政部副部长的戎子和、金明等人便迎了上去，和李先念亲切握手。
李先念在北京饭店稍事休息后，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务院副总理陈云和刚卸任财政部部长、就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和政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分别找他谈话，向他传达中央决定：李先念任财政部部长和主管财委第二办公室工作，主要负责领导财政、银行、外贸、物价等部门的工作。
李先念事先知道这一决定，所以并不觉得突然。尽管人已经来到北京，但他内心还是感到难以胜任，所以再三诚恳地摆出种种理由，试图说服两位老领导、老战友理解他，请中央另物人选。陈云、邓小平分别给他讲了形势，反复强调这是中央作出的决定，毛泽东同意的，不可能更改，要他一心做好上任的准备。
毛泽东得知李先念已到北京，就打电话通知他去中南海。一见面，李先念就直奔主题，向主席提出，财政部长我干不了，我没有那个能力和水平，还是请中央考虑他人。毛泽东笑着说：你干不了，不想干，那我只好把国民党的财政部长宋子文从台湾请回来，让他干好了。李先念着急了，赶紧说：主席，那还得了，那我还是服从中央的决定。
1958年，古巴国家银行行长格瓦拉访问中国。毛泽东安排了时任财政部长的李先念与他见面。毛泽东对格瓦拉说：“我们刚刚革命胜利的时候，也是非常缺少财政人才的。越到后来，我们越注意培养各类干部。但是，我们培养的人手，总嫌不够用的。”他指着李先念风趣地说，“于是，我们只好抓个‘大兵’来管钱。事实证明，我们这样的做法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陈云向中央提议和推荐李先念任财政部长，中央接受这一建议，也是经过全面慎重考虑和反复比较的。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毛泽东非常信任他，器重他，因为他作风正派，诚实，有政治头脑和原则性强。
新中国第一任财政部部长薄一波回忆说：“开始，我真有点为他担心。但先念同志却以他的聪明才智，很快交出合格答卷。为了党和人民的需要，他勤思苦学，努力向其他同志学习。他经常向陈云同志请教，也时常和我交换意见。在很短时间里，就适应了工作环境，很快进入角色。”
正是由于李先念的谦虚谨慎、兢兢业业、锲而不舍，经过不断的学习和实践，很快地由外行变为内行，在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这个职位上，干了22年，协助周恩来、陈云，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确立、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是一位卓越的经济工作领导者。毛泽东曾称赞陈云、薄一波、邓小平、李先念为：中国经济工作中的“四大名旦”。
1959年庐山会议后，紧接着在全党全国范围内从上到下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倾”斗争。李先念由于庐山会议上的发言，被斥为“右倾思想”严重，首当其冲成为国务院财贸口的批判对象。
9月25日，毛泽东为李先念的检讨报告是否下发的问题，找他谈话。这次谈话给李先念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曾多次讲述这次谈话的情况。
李先念说：那天毛主席把我叫去，我到时毛主席还没有起床。他叫我进书房，一见面他就说，杞国人来了。接着就问我知不知道“杞人忧天”的故事，要我不要学习杞国人。我说，知道这个故事，但我不是像杞国人那样忧天塌下来，我是忧几亿人开不了饭。毛主席听我这么一说，感到很吃惊，就坐下来让我详细谈谈粮食供应的情况。
李先念说：“我在你面前是不会撒谎的。今天我得知济南市的粮店都开不了门，就将运往阳泉市的一列车粮掉头赶运济南市，以解燃眉之急。”毛泽东不仅耐心地听，还提出一些问题，李先念一一作答，毛泽东听后，尽管心情很沉重，但对李先念的态度却有了根本的改变，请李先念和他一起吃饭，边吃边谈。通过这次谈话，毛泽东不仅了解了真实情况，也再次真实地了解了李先念，不仅对李先念的气消了，而且支持李先念为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所做的各项工作。
此后，李先念指导粮食部门摸清粮食的实际产量，消除虚假现象，为此还采取了生产队生产的粮食过秤入仓的办法。
为了保证大中城市粮食不脱销，李先念不仅仔细研究、亲自计算粮食部的每期粮食购、销、调、存进度表，还向各省打电话询问或者找人来听取汇报。
1960年11月29日，李先念向周恩来并毛泽东报告，提出先进口12亿斤粮食或更多一些的建议，以解决急需。毛泽东批示：完全同意，能进20亿斤更好。后来李先念在向毛泽东的报告中说：由于抢运到国内粮食43亿斤，用在“刀刃”上，避免了京、津、沪、辽和重灾区粮食脱销的危险。
李先念根据党中央的决策，采取许多重大措施保证粮食供应，不仅为解决人民吃饭问题立了大功，也为扭转经济困难局面起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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