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黄相宁回忆，华国锋当时说，党中央、国务院不责怪你们这个地震界的同志，希望你们继续做好监测预报工作，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
北京市革委会的领导人迁到人民大会堂里办公。吴德记述：“地震后，我们都在人民大会堂的抗震指挥部办公。华国锋经常去。陈锡联、纪登奎和我，还有中央军委、国务院、国家地震局的一些同志集体办公，负责处理当时发生的一些问题。”
人们镇静地工作和生活
地震发生后，许多工厂的职工和农村的农民，坚持继续生产。必要的水、电、煤、气和粮食供应能得到保证。
总的来说，在初期的慌乱过去以后，人们开始镇静地生活，社会治安情况也较好。
２８日清晨，公共汽车照常行使，仍然有大批人照常骑自行车去上班。
街道上的帐篷区中，开设了卖食品的小铺子，还有流动货车。饭铺成了大量生产馒头的工厂。物价不变。普遍设立了临时卫生救护所。为了防止“阶级敌人”破坏，各个居委会普遍组织了纠察队。
市革委会组织了１５万人抢修被损毁的民房。至１１月底，平房住宅及旧式楼房住宅基本修复完毕。
还有一些可以休息而依然勤奋工作、学习的人。
红学家周汝昌坐在防震棚内的床上，在一个旧白报纸本上，随意写画。时断时续，积得久了，写成了小册子《书法艺术答问》。
住在工人体育场人行便道小棚里的作家姚雪垠，坐在一个小马扎上创作《李自成》。中国青年出版社出于对姚安全的考虑，劝他暂回武汉避震，姚婉拒。他夜以继日地写作，直到把第二卷全部改定。
什刹海体校在室外大树上绑上滑车，马燕红在教练周济川的指导下，在地震期间以及地震以后，就在那棵树底下练出了绷杠转体１８０度和３６０度的绝技。
８月１６日一早，市革委会广播车上街宣传，告诉市民可以回家了。（１５日深夜的广播就说了：“北京地区不大可能发生强烈的余震。”）人们纷纷拆除防震棚，陆续回到了原住房。有些人在室内继续倒立一个酒瓶，作为“报警器”。高校陆续开学。中小学于２３日开学。
媒体的抗震救灾报道还在突出“批邓”
１９７６年７月２８日大地震后，人们都忙着抗震救灾，但媒体并没有放松“批邓”和“阶级斗争”。特别强调的是“批邓”。抗震救灾也要求“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开展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摘自７月２８日中共中央给灾区人民的慰问电）。《人民日报》为此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如社论《深入批邓，抗震救灾》、《抓住要害，深入批邓》、《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和《抓批邓，促生产》等等。
北京媒体在北京市抗震救灾情况的报道中，也大力宣传以“批邓”带动救灾的事迹。如在各帐篷区召开“批邓”会、赛诗会。“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各帐篷区慰问的演出，都少不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节目。继续进行的忆苦思甜教育，也密切和“批邓”联系起来。如西长安街居委会和干面胡同居委会，分别在疏散点召开“批邓”大会，“批判邓小平散布的‘今不如昔’和孔老二的‘天命论’等谬论”。陶然亭公园疏散点现场指挥部组织群众学习，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北京化工厂“大家说，我们要做到抗灾不停‘批邓’，防震不停生产”。河南寨公社召开批判会，批判邓小平散布的“阶级斗争哪能天天讲”等“反动谬论”。一农村妇女的脚伤被卫戍区某卫生队治愈后，她的丈夫“感动得含着热泪说：‘你们真不愧是人民的子弟兵，雷锋式的好战士。邓小平胡说雷锋不在了，这完全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对于这场抗震救灾大事的报道，媒体同样少不了宣传些“闪光语言”或豪言壮语，其中一句响亮而又令人不解的话，应该是首钢迁安矿区工人说的：“地震升一级，斗志增十倍。”
追查地震未能预测出来的原因
“四人帮”垮台后的第三天，１０月８日，华国锋批示：“登奎、孙健同志，唐山地震未能预报出来的原因，是应该查明的。”
据刘华清将军回忆，经过他负责的中科院专门小组的调查，１９７７年２月２５日调查组与国家地震局联合提出了《关于唐山地震未能预报的原因的报告》。
报告的结论是：“唐山地震未能预报，是‘四人帮’推行反革命路线干扰和破坏所造成的恶果。”
报告中谈道：
在７月份，地震局领导小组没有研究过一次震情。
７月上中旬，有六个地震专业站和八个群众测报点提出不同程度的震前预兆。
７月２６日，北京市地震队告急，分析预报室的同志会商后，认为震前预兆严重，要求向局领导汇报。
７月２７日上午，地震局副局长兼京、津、唐、渤、张地区协作组组长，在听取汇报时很不耐烦地说：“目前院里事情多，下星期再开会会商吧！”
刘华清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地震是天灾。显而易见的是，人祸加重了天灾。”“这场天灾，也使人们看清了人祸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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