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极少数仍然住在屋内的人，胡耀邦是其中之一，邓小平及其家人也一度如此。
住在富强胡同６号的胡耀邦，家里用坚实的木头做了个类似双层床一样的东西，躺在下面可防震。胡耀邦就在这样的防震床兼棚子的底下看书和休息。
邓小平家因塑料布棚子塌了，白天就呆在走廊里，晚间进客厅，睡在自搭的木制防震棚下：竖着摆了三排三屉桌，用三排桌子当间隔，上面搭上木床板。在床板下的木地板上铺上褥子，再在褥子上面放上被子和枕头。
由于“棚子”太矮，腿脚不便的邓小平进出困难，又因前列腺炎夜间经常去厕所，他们只好又在院子里搭起了塑料布棚。
后来，他们用中办送来的两块搭盖卡车用的军用苫布，搭成了大棚子，里面安装了电灯，搬进了电视机，还可以在床上打麻将、扑克，“全家人住在这个大棚子下，不像在抗震，倒像在过儿童‘夏令营’”。８月２２日是邓小平７２岁本命年的大寿，也是欢欢喜喜、热热闹闹地度过的，“什么‘批判’也好，‘打倒’也好，地震也好，我们都能从容应付”（邓榕语）。
地坛医院白天防震棚温度高，危重病人受不了，护士们就把病人搬进病房，晚上怕有地震就又把病人搬回地震棚。因工负伤、右腿骨折的胡知宇所在的医院里不时停电，胡不得不经常脚戴夹板被搬进搬出，以致骨折处重接了三次，苦不堪言。马来西亚使馆一等秘书阿·拉赫曼的夫人，２８日则在一家医院生了一个女儿。
北大教授朱光潜的防震棚盖在门口的小花圃旁边，朱在里面住了半个月。
何兹全回忆：“许多人开始在院子里搭起防震棚。我们工十楼二栋１０家也在幼儿园树林里搭起一个塑料防震棚，大家成了一家，休戚与共，特别亲。”
２７日去天津准备录音昆曲《琴挑》的上海女演员岳美缇，在天津经历了地震以后，２８日下午坐车返回北京，天天都住在大客车内。她回忆当时情景时说：“街道路口都搭起了防震棚，我们天天都到街上看看，打听打听有什么震情，有什么新闻。每天只吃两顿，都是馒头、酱菜、蛋。我们在汽车里一直住到秋天。”
由于广播、报纸缺乏透明度，包括唐山在内的震情和灾情的各种猜测，在群众中流传。
外地有亲戚朋友的，纷纷离京暂作躲避。张伯驹夫妇去了西安，沈从文夫妇去了苏州。在唐山地震中大难不死、肋骨被砸裂的８３岁的孙越崎和妻子，则被儿子从唐山接到北京居住。
李霖回忆道：“全城老百姓的心只惦着地震了，千万别再发生呀！……地震棚里的生活不好过，人声嘈杂睡不了觉，苍蝇、蚊子更让人受不了！反正吃饭还得回家做，没多久我就搬回家住了。别人于一两个月内见无动静也陆续迁回家。”
地震中的一些工作
国家地震局陷于一片慌乱，谁也说不清楚震中在什么地方。电话不停地响，从中央到各省市，还有各个部门，纷纷打来电话，询问情况：震中在哪儿？震情如何？还会不会再次发生大地震？……
当天上午８时多一点，已知震中位置但还不了解灾情的华国锋等中央领导人，听取了从唐山赶来的李玉林等人的汇报：“唐山全平了！赶快救救唐山！”
从２９日开始，北京开始接收唐山地震造成的伤员，许多大客车和卡车载着受伤的人驶进北京，军用直升机也加入了这个行列。同时，成队的军用卡车载着军人以及食物、药品、衣服、帐篷和毯子等救援物资，向唐山及其他受灾地区驶去。
２８日上午，国家地震局召开紧急会议。会上，黄相宁谈了他们之前作出的地震预报意见。
当晚１０时多，华国锋、江青、纪登奎、吴德等人听取国家地震局的汇报。
据参加汇报的黄相宁回忆：到达时，国家地震局副局长刘英勇和分析预报室副主任梅世蓉已经先到了。黄相宁进门之后，正好听到梅世蓉汇报的尾声。据黄相宁回忆，她发言的大意，认定这是一次没有任何前兆的突发性地震，是根本无法预报、预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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