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７６年７月２８日，烈度６度强、局部７度的地震，使北京部分地区墙倒屋塌，并有人员伤亡。
华国锋当天给毛泽东的报告提及：“北京市亡一百余人，伤四千余人，全市倒塌房屋三万多间。”
部分砖石结构的古建筑，如白塔寺、天宁寺、德胜门、于谦祠、故宫砖墙以及通县的燃灯佛舍利塔、麦庄塔等，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坏。北京展览馆上面的红五星装饰也被震落了下来。
震波来临时，建筑比较坚固的工厂也产生颤动。
首钢公司石钢炼钢厂炼钢车间的天车不停地晃动，并发出响声，高压套管发生严重位移，管内的油大量流出；北京特殊钢厂炼钢车间的五号炉正在出钢铸锭，盛满１５吨钢水的大钢包吊在空中，突然晃动了起来；北京石油化工总厂胜利化工厂１５米上水管线被震裂；北京焦化厂焦炉建筑剧烈晃动，全厂突然停电１３分钟，炉内压力骤然增高，炉顶一片火海；北京氧气厂制氧车间的厂房晃动不止，墙上出现许多裂纹，五处开裂和错动，机器大轮摆动十分厉害；北京塑料器材厂厂房山墙倒塌，２５米高的烟囱从顶部被震裂；京西煤矿井下支柱劈裂发出声响，碎石下落……
地光，地声，天摇地晃
北京２７日的晚上，出奇地热，一丝风也没有。
很多人至今仍牢记着２８日凌晨地震时的感受：地光，地声，强烈的摇晃……许多人是被摇醒的，“跟坐火车一个感觉，左右晃动”。当时人们普遍的反应是不顾一切，尽快跑到屋外去。慌乱中，有的人甚至将枕头当作婴儿抱到了室外。
最先预感到强震波即将来临的，应该是住在交道口的国家地震局地震地质大队华北三队的专家黄相宁夫妇。凌晨３点多钟，黄被妻子摇醒：她感到床在轻微晃动，“一定是地震了”。早在７月１４日，黄相宁和同事就向国家地震局提交过一份报告，预测７月２０日前后、８月５日前后，集宁、繁峙、束鹿、张家口一带，宝坻、乐亭及渤海地区可能有５级左右的地震。因此，他俩对地震的警觉性很高，马上抱起三个孩子，跑到院子里。这时，看到东南边的天空闪着蓝紫色的地光，黄相宁预感到：要出大事了。果然，几秒钟以后，大地更剧烈地摇晃了起来。
稍后看到地光的，有当时住在中南海里、时任中央警卫局政委的武健华。
武健华回忆：“地震发生时，我们从中南海东八所卧室跑到屋外，聚集在四合院的中间，看见天空中黄色带红的强烈闪光震荡，东八所的几段院墙和围绕中南海的大墙多处被震倒，少数房子被震塌，异常紧张。……夜里余震不断。”
当时，在北京大学进修的原北京市机械局女干部于向真，半夜时分被一阵剧烈的晃动惊醒。她也看到了地光，还听到了地声。
于向真回忆：“我忽地坐起身，听到外面传来隆隆的地声，很沉闷很沉闷；睁眼又见到一闪一闪的银灰色的地光，很亮很亮，我迅速叫喊同屋另外三名女生，拉着、拽着、推着与她们一起跑下楼。”
“那时楼下基本没有人，人逐渐多了。当最初的惊恐稍稍平定了下来，穿着内衣的我，发现一个女同学光着上身，就把披在身上的小毛巾被让给了她。她当时紧张得忘了害羞，我把毛巾被披到她身上她都没有反应，过了好一会儿才过来说谢谢。”
准备赴朝援建平壤市地铁项目的专家袁永明，坐飞机到达北京时已是凌晨。他进入北京饭店不久，地震就开始了。袁永明回忆：“从电梯出来，饭店楼上开始摇晃，掉下来的石头把饭店门口的汽车砸坏了。”
住在该饭店第１５层的康原（美中贸委会香港代表）回忆：先感到上下震动，然后是从东到西的水平晃动；楼房发出嘞嘞声，屋顶上的电灯猛烈摇晃，我觉得就像身处在摆动幅度越来越大、力度越来越猛的摆动中。最后，当我认为这座建筑物已不能再抵御这些震动时，震动渐渐停止了。我一跃而起，穿上衣服。这时是凌晨３时４５分。
北师大何兹全教授夜里也被地震摇醒。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模模糊糊中，好似火车进站，稍微清醒后，忽然意识到‘地震’！猛然起来，拉起良玉逃往楼外。楼是刚刚造好住人，楼外还到处是土堆土埂，简直是连爬带滚地逃到楼外。一时各家各户，都逃出来。”７月２８日下午又有一次震动，何兹全夫妇正在工九楼前马路边游荡，他们看到马路旁水沟里的水在荡漾，电线杆在摇晃。
当时在和平里一家工厂工作的李霖回忆：“夜里大约３时左右，我和邹玫在床上正睡得香，忽然楼房一阵急速的左右晃动，随即上下跳动，书架上的石膏像摔到地板上摔断了。吵嚷的人声‘地震了！地震了！’把我们惊醒，赶紧披衣往楼下跑，其实跑下楼后震颤早已停止。八栋楼房的外墙震裂一条很长的裂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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