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上海解放。时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的陈毅，从百战沙场走向十里洋场，成为大上海的一市之长。
淮海战役炮声未停，中共中央已将注意力转向解放宁、沪、杭问题了。陈毅在丹阳告诉接管干部们：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期间说，进入上海，中国革命要过一大难关。
难在何处？陈毅后来解释：当时担心两大危险：一是我们打上海，美国出兵干涉；二是我们接管搞不好，进城后停工停电，大混乱，上海变成一座“死城”。两种假设中只要有一种变成事实，便会使国内国际局势受到牵动。陈毅1月25日在华东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说：“要警惕美国人干涉，可是我们决不向它示弱。要打就打，没有什么了不起！”就在南京解放当日，军委电告：昨日泊于上海的几艘美舰及海军陆战队已撤至吴淞口外，两艘英舰也随之撤出。当然，这并不能排除解放上海的作战发生僵持时美军介入的可能。所以作战本身要力求势如破竹。
更严重的是第二种危险。我军渡江后，由于战线推进太快，铁路运输跟不上，接管上海的干部到不齐，入城政策纪律教育来不及深入进行，总前委研究再三，于4月30日向中央军委提出：“我党我军未作适当准备仓促进入大城市必然陷于非常被动的地位。”“我们考虑以尽可能推迟半月到一月入上海为好。”5月3日，军委复电：同意推迟攻击。其时，陈毅已由南京到达丹阳———接管上海的巨大准备工作将在这里全面部署。
所有有关上海的年鉴，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概况，包括缴获的、地下党调查的、上海来人报告的，汇成关于上海的二百多种小册子，陈毅自己看，也交给干部战士们读，再依据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确定接管的具体方针步骤。比如，上海的官僚资产如何接管？外商企业如何对待？民族资本家的厂子如何使其开工？国民党政府机构如何处理？仅财经接管纵队的汇报陈毅就听了两天两夜，对其中“两白一黑”（指米、棉、煤）的运输供应任务的艰巨紧急印象特深。
摇着一把大葵扇赴资本家的宴会
陈毅严格强调两条：一是市区作战不许用重武器，二是部队入城后一律不得进入民宅。一日，陈毅抱着几本古书找到城市政策组曹漫之，说史书上有过军队“不入民宅”的记载，查一查。后来《入城守则》草案便列上了这一条。对此，有些干部想不通，说遇到下雨、有病号怎么办？陈毅坚持说：“这一条一定要无条件执行，说不入民宅，就是不准入，天王老子也不行！这是我们人民解放军送给上海人民的‘见面礼’！”总前委讨论了《入城守则》草案，一致肯定“不入民宅”的规定完全必要。据说，毛泽东曾赞扬：很好很好很好很好。
5月10日，在丹阳的一座大庙里，陈毅军容整肃打着绑腿，向数百名端坐在背包上的接管干部，作了一次入城纪律报告。他首先抓了两件在丹阳发生的“小事”批评：一是有军人没票硬要进戏院看戏，二是有人擅自拿师范学院一个灯泡。小事不小。“为什么无票非要进去看戏？是不是老子革命几十年，进戏院还没有资格？（笑声）这个思想作怪，进上海非吃败仗不可！”纪律，一定要严！———事实证明这正是人民军队的胜利之本。
几千名接管干部，几十万大军，经过二十多天的集训和准备，一切就绪。陈毅以豪迈的声音宣布：“今天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我们接管上海了！”
上海接管顺利完成，中央表示满意。陈毅有何体会？“我个人对市政工作也没有把握，只能稳步前进，量力而行，采取宽大的接管方针，团结多数人在我们周围。”
“团结多数人在我们周围”，将其付诸实行，谈何容易！首先就遇到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微妙关系。8月，正是敌人封锁、物价波动、劳资纠纷迭起的困难阶段，上海工商界代表人物荣毅仁和刘靖基两人提出要请陈毅市长去家里吃饭。去不去？陈毅请干部们讨论，有人主张去，有人担心影响不好怕犯错误。陈毅笑道：“吃饭也是做工作嘛，我看可以去。怕犯错误把自己手脚捆起来，我才不干！”结果，陈毅不仅带了刘晓等领导干部同去，还将张茜和孩子们也带去。他有用意：要与布尔乔亚（资产阶级）们“交朋友”。
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提出：“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工业的积极性。”这正是陈毅“交朋友”的理论依据。他看出荣毅仁请吃饭，是“投石问路”。当时荣氏企业处境很不妙：在国民党搜刮下企业损失惨重；海口封锁原料涨价；企业大部资金被家族成员抽出带走；工人不断要求资方发放欠薪……
陈毅摇着一把大葵扇欣然赴宴，拉家常问情况，亲切坦率，谈笑风生，虽未讲政治道理，但疏通了彼此间的感情，影响很大。
巧妙化解劳资矛盾，“味精大王”欣然回归
工商界一大难题是劳资纠纷，6、7两月发生两千余起。陈毅说：“解决这问题好比救火，不能用纸去包火，要从起火根源上去控制这火。”这就是指资本家多年虐待、剥削工人所造成的阶级对立。比如工人要求废除“抄身制”，纱厂经理想不通，说“这样纱厂还不被偷光”。陈毅亲自登门谈心，从自己在法国当工人的体会谈起，说：老板把工人当奴隶，工资太少无法养家，工厂赚了钱对工人毫无好处，他为什么不朝外拿？现在中国不同了，工人做了主人，有觉悟，你用我们的办法试试看，废除抄身制，有困难多与工人商量着办，相信能办好。中肯的劝导起了作用，不久各纱厂都取消了“抄身制”，工人们热烈庆祝。经理们后来惊异地发现，车间里每公斤棉花出纱率倒比以前提高了。他们受了一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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