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9月6日，英国外交部将印华轮船公司的详细索赔清单送交中国公使龚照瑗，索赔英金46196.9英镑（约46万美元），依然包括了欧格讷要求缓办的个人索赔。中国政府对此表示了坚决的反对，认为‘日本尚未宣战，首先开炮击毁英船，应向该国索赔，坚拒不许’。一场长达8年的索赔与反索赔斗争在中英之间开始了……”
1902年，在经历了旷日持久的国际诉讼和中国闹义和团招致八国联军干涉之后，是年“12月18日，奕劻等外务部臣僚遂给光绪皇帝上了《为高升轮案现拟通融商结事奏折》，恭请圣裁。皇帝朱批四字:‘依议。钦此！’在坚守了多年后，中国决定接受赔款要求。”
至此，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被日军不宣而战击沉的英国商船高升号，由清廷赔钱了结，共赔偿“33411英镑，按当时市价，合规平银31.2922万两，库平银28.5513万两”。【注4】
满清朝廷在高升号事件中最终以丢人现眼的结局而赔钱了事，孤立地看，似乎是在麻烦不断的20世纪初以息事宁人化解积年纠纷，以获得英国人的欢心，而以吃小亏试图日后与英国人打交道时占得大便宜。其实，真实的历史场景是，当时的世界列强面对一个文化与体制双重溃败的国家，在对日作战完败而割地赔款后，其践踏国际公法没有得逞，遂通过私下的裹挟而令清廷在两害相劝之后，做出的断尾求生必然抉择。
我想，撇开雪儿简思的著作不论，如果要找大清帝国在19世纪外患不断的国际纠葛中，那种能证明其文化和体制上双重失败的经典例子，一部中国近代历史中确实是俯首即拾。然而，大多却没有像高升号事件能牵扯出日、英诸列强的丑恶表演，而令人倍感屈辱、愤懑和悲伤。
史载，当年日军举全国之力冒险和清军开战时，不但没有必胜的信心，甚至做了万一战败后最坏的打算。所以，当日军浪速号击沉高升号时，日本政府特别是其外务省，因为恐惧英国做出强烈反应而一度极为焦虑。然而，没落的大清帝国，作为真正的对外战争的纸老虎，很快就在文化和体制革新后的日本人面前被打出原形，不仅在外交上颟顸失策，而且，在随后进行的黄海决战中，北洋舰队一战而全军覆没，除了签订城下之盟已别无选择，从而，令一度坚定支持大清的英国军方和社会各界，顿然失去热情和依凭。
这，其实一点也不难理解，在那个弱肉强食的时代里，在英国人看来，清军的溃败，就犹如一头猎物而不是一个同类掉进别人的陷阱里去了之后，再支持这个被别的猎手捕获的猎物，倒不如参与猎手分肥更合乎人的天性。
我以为，清廷在高升号事件上的戏剧性完败，其彰显的毫无疑问是体制和文化的双重失败：清廷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改革开放进程，便以此为标志，走向了导致清廷最后覆灭的死路。
三，高升号事件的回声能否成为中日之间乃至作为人类的绝响？
读中国历史，我深感历史对国人的嘲弄是如此无情。去年，我在探寻中国文化的源头时，曾说过：“传统意义上的中华民族的文化品格是什么？我认为，其主干是‘帝王至尊，以吏为师’，其余的东西全是从这个主干上生长出来的枝枝蔓蔓。”
晚清帝国所处的时代，当世界的大趋势已经进化到国家间的竞争必须要由一个国家众多富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国民才能担当起民族和国家命运的新时代，而大清帝国却依然处在一个对世界懵然无知的女人用纤纤手指就可以随意拨弄的状态，大到对当时11个列强宣战，小到对杨乃武小白菜这样的冤狱平反昭雪，都得这个女人点头才算数，这样的国家如果在和列强的竞争中也能拔得头筹，则无异于说这个世界的其他部分毫无疑问是由猴子所组成。
考察中国有记载的历史，自汉武帝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中国人的脑子全部格式过之后，在兴奉儒学的传统中国人眼里，国人之间的关系就像家庭关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家与国的特性是高度一致的，国人普遍把自己看作是属于国家的人，是国家的儿女。在“国家”内，中国人没有独立的人格，而只有与生俱来的效忠皇上和家国的天然义务。而皇帝则犹如严父，不仅乾纲独断，而且天下人均为其子民。与之对应的臣民和奴才，则在儒教的精神教化下，像孩童一般懵然无知，在严刑峻法约束下，既不敢越雷池一步，更不敢去争取独立于朝廷和各级政府的公民自由。
具体到大清朝所进行的“改革开放”——洋务运动，就是在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禁锢、竭力维护这种没落文化和体制的前提下，在器物层面从外形上对西方列强的简单模仿，而丝毫没有触及对皇权专制的任何改造，国家体制依然和进入了现代社会的西方列强乃至后起的现代国家日本，形同冰炭。
在清廷对外开放的时代，虽然朝廷及其子民们，可以买来英国的铁甲舰，可以从德国搬来兵工厂，甚至把国家主权的象征海关托付给外国人来管理，但清廷君臣们脑后的辫子，则丝毫不敢动几根头发。这也就是说，当日本人完全抛弃了自己老师的所有积弊后，再来和自己的老师较量，其谁胜谁败的历史性结局，在日本人作出准备进军大清朝广袤国土的决定时，就已经被历史老人作出了大致合乎历史逻辑的最终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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