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朝鲜，则成了大清帝国对日完败的第一个滑铁卢。
雪儿简思在她的著作中写道：“1894年2月15日，（朝鲜）民众不堪苛政，在全唪准统领下于全罗道古阜郡举事。日本认为此是恢复其在朝鲜势力的良机，日本玄洋社遂组织‘佑侠团’，对东学党煽惑接济。到5月底,东学党即控制了朝鲜南部全罗、忠清、庆尚三道,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机构。”
“6月2日，朝鲜国王李熙无奈之下，决定请求宗主国中国派兵助剿。同一天，得知朝鲜正式向中国乞兵的消息后，日本内阁连夜紧急召开会议，亦秘密做出了出兵决议。外相陆奥宗光回忆道：‘朝鲜决定向中国乞兵，这确是一项不可忽视的问题，如果默视不顾，就将使中日两国在朝鲜已经不平衡的权力更为悬殊，我国今后对朝鲜的问题就只有听凭中国为所欲为了。而且日朝条约【注2】有遭到破坏的危险。因此，我在当天的会议开始后……提出我的意见：如果中国确有向朝鲜派遣军队的事实，不问用任何名义，我国也必须向朝鲜派遣相当的军队，以备不测，并维持中日两国在朝鲜的均势。’阁员们都赞成这个意见。伊藤内阁总理大臣立即派人请参谋总长炽仁亲王殿下及参谋本部次长川上陆军中将参加会议。二人到后，立即对今后派兵赴朝问题作出秘密决议；内阁总理大臣随即携带此项秘密决议……进宫，循例奏请天皇裁夺施行。”
至此，清军和日军在朝鲜发生正面冲突，便合乎逻辑地渐次展开。这两个并处于东亚第一次改革开放新时代的同文同种的民族，必然要在战场上检验各自向西方世界学习的成果。
当时，假如没有高升号事件发生，也必然会有其它的事件作为这两个东亚战略竞争者对决的导火索。只不过，1894年7月25日，日军浪速号（Naniwa）军舰无视运载清军的商船悬挂英国国旗，不宣而战，果断击沉它的事件，必然把当时的世界霸主大英帝国卷进了中日之间的战略对抗游戏，使得这个老牌帝国为了自身利益而罔顾道义公正的嘴脸令人事后无比恶心，从而，更使得这个事件作为中华民族在文化和体制上的双重溃败彰显得令人不堪入目而已。【注3】
二，大清的完败和日本的完胜是文化和体制竞争的必然结果
中日甲午对决，最终以大清帝国的完败和日本帝国的完胜结局而尘埃落定，这不仅在当时的世界令人大跌眼镜，而且，就是到了近现代依然有许多谜团尚有待解开。
如此极度不对称的战争结局，无论当时或者现代，即使是满脑子一钵糨糊的人都难以心平气和地接受：有着4万万人口规模和逾千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无论军力、战力和战争潜力均远超一衣带水邻邦的中华上国，居然在甲午对决时完败于蕞尔小国日本。这究竟有什么道理可讲？
雪儿简思在她的著作中，不仅从国际关系和中日军力对比的层面，而且，从中日两国各自展开的“改革开放”所发生的文化和体制变革层面，给我们做了令人信服的解答。恕我不能大段地抄袭她的著作来证明这一点，而只能在此点到为止。
如，她在书中写道：“明治时期日本的首要国家目标就是废除与西方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外务省被作为六部之首。大量的贵族子弟纷纷负芨英伦，留学归来后多进入外务省工作。到1890年代，与西方修约的工作进入高潮，外务省更是吸收了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院的大量毕生生，东京帝国大学的法学教授鸠山和夫（KazuoHatoyama）还应井上馨邀请出任外务省调查局局长。因此，日本外交十分注重国际法研究和运用，并在国际法领域与英国的专家密切合作。在以“法”（国际法）办外交的思路下，日本在高升号事件的调查和处理中，反应快速，措施得当，充分地抓住了国际法的灰色地带，最终令自己一举扭转被动的局面。”
而反观清廷，则在一伙完全不知世界大势已经根本发生变化的颟顸愚昧的权贵主导下，从受到无端伤害的弱者，从英国人着意庇护的友好邦交国，居然转眼间就失去了各个列强的同情，并进而在国际法庭的公开较量中遭遇败绩，并最终以赔偿英国人高升号被击沉的全部损失而收场。
雪儿简思继续写道：“陆奥宗光在他的回忆录中透露，英军在战前总是帮助中国，远东舰队时常尾随日本舰队，将所得情报通报给中国；斐里曼特本人在拂晓的大雾中遇见日本舰队故意鸣放礼炮，将日舰位置通知中国舰队等。”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经常袒护清廷的列强，也在清廷那些颟顸愚昧的官僚无知交涉下，而最终倒向了日方。
对此，雪儿简思给出了简洁的阐述：“1895年3月18日，英国官方的《圣詹姆斯公报》（St.James'sGazette）指出，日本正在成为太平洋地区的一流强国，英国是无法阻止这一趋势的，而日本对于英国并没有危害，它将毫无疑问地与俄国发生冲突，并逼迫中国更加对外开放，这对英国是有利的。英国要在香港以北地区的中国海岸获得军事基地，只有在在日本的帮助下可以成功。日本如果向中国索要巨额赔偿甚至割地要求，都很正常，当日本开出了停战条件，并且保证绝不影响英国的利益后，英国舆论大为振奋。朝野关注的焦点不再是高升号的索赔，而是更多地着眼于列强之间的利益斡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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