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奏议没被批准，但剪辫潮流不可阻挡了。
1900年，新加坡华侨成批剪辫；1903年，在归国留学生带动下，内地有青年学生开始剪辫；1906年，新军里有士兵为了操练方便而剪辫，随即被制止；1910年，清末新政中组建的资政院第一届常委会开幕，一名叫罗杰的议员提出了《剪辫易服与世大同》的议案，接着，来自湖南的议员周震麟又提出《剪除辫发改良礼服》的议案，最后，两议案以大多数议员赞成获得通过。然而部分王公贵族激烈反对，有贵族言：“发辫亡，中国虽不亡，大清国亡！”1911年12月7日，在各地起义、独立声浪中风雨飘摇的清廷下旨，允许自由剪辫。
辛亥革命后，无数的人兴高采烈、满心痛快地剪去这条奴隶标志的辫子。有人事先选择吉日，点燃香烛，拜祭祷告祖先，然后庄重地剪除，把剪下的辫子烧掉。更有人联合多人同日剪辫，并燃放爆竹，举行公宴庆祝。一时间，剪辫的浪潮如风起云涌，迅速席卷大江南北。
然而这条辫子已存在了二百六十多年，也成为了历史传统的一部分，出于惰性或出于对这个“传统”的维护，不愿意剪辫子的人也有一些，一些激进者强拉别人剪辫，某些地方甚至还为此出过人命。雪风华丽地刮过~~~
为推动剪辫，上海小南门内的群学会发起了义务剪辫活动，由受剪者自选发型，剪平头的一律免费；留分头的，请专业理发师来理，仅收费一角。前来剪辫的络绎不绝。有一个叫徐志棠的理发师采用奖励办法剪辫，他宣布三天之内来他这里剪辫的，不仅不收费，还奉送大肉面一碗，结果吸引了三百多人前来剪辫。此后，上海自觉剪辫逐渐形成风气。
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颁布了强制剪辫法令，孙中山下达的剪辫令里说：“今者清廷已覆，民国成功，凡我同胞，允宜涤旧染之污，作新国之民……凡未去辫者，于令到之日限二十日，一律剪除净尽，有不尊者以违法论……”
辫子，终于走到了尽头。新的、文明的生活风尚树立起来了，中国人面貌一新，再留着辫子已是一种明显不合潮流、受到社会抵制的行为了，当时有一个叫《越风》的杂志载文说：“不剪发走不进大衙门去说话，走不进学堂去读书。”
这个辫子是如此让人厌恶，即便是清朝大员亲属甚至宣统帝溥仪本人，对此也没好感。辛亥革命前，两江总督端方有个在英国留学的儿子，打来电报说拖个辫子在国外多么受罪，他也要剪辫，端方回电不允；儿子又打电报请求，端方再回电制止；儿子再打电报……最后，端方无奈同意。为此事，电报费用花去八千元。后来有人戏说端方儿子的头真珍贵，剪个辫子要花八千元。
末代皇帝溥仪，在进入民国之后，见人们大都剪了辫子，干净利落、精精神神的，十分羡慕，也动了剪辫的念头。但他这个想法遭到太妃和他的师傅们强烈反对，认为他作为皇帝，必须遵守祖先留辫子的传统：谁剪你也不能剪！
溥仪请剑桥大学文学硕士、英国人庄士敦教他英文。庄士敦也不解溥仪脑后何以要拖个辫子，讥笑它像条猪尾巴，这对溥仪刺激很大。在庄士敦的劝说下，延至1919年，溥仪终于下决心要把辫子剪去。他喊来理发太监，叫他给自己剪辫子；太监吓得面无人色，连连磕头说不敢，哀求皇上另叫人剪；溥仪不再罗嗦，自己一剪刀干掉了自己的辫子。这根剪下的辫子至今还收藏在故宫博物院。
在这样的背景下，管辖几省的民国长江巡阅使(相当于清朝的总督)张勋在进入民国都六年多了，还死抱着个本包含着民族耻辱、现已成为历史陈迹的辫子不放，岂不是怪物？
三
张勋虽然地位显赫，但没有太深基础，在社会上更没有号召力；他那两万多人的辫子军固然是一股让中央到地方都不敢小看的力量，但要把溥仪重抬上台，把民国翻过来重变帝国，也无异于屎克郎扛巨石。之所以复辟闹剧能上演，全在一个特殊的时机——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而实权握在北洋头号人物、国务总理段祺瑞手里，两人都想掌权，于是黎元洪的总统府和段祺瑞的国务院斗得不亦乐乎，“府院之争”给了张勋以绝好的趁虚而入的机会。
袁世凯在世时，颁布约法规定总统候选人由现任总统指定三个。他仿照清朝“立储”制定了一个不伦不类的操作法则：生前写下这三个继任候选人的名字，藏之“金匮石屋”，自己死后再拿出拆封。袁世凯咽气之后，众人取出这个名单，上面赫然写着：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
这个名单有点出人意料，特别是袁克定。看到老爸的名单上根本没有自己的名字，袁克定面色惨白。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