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同乡向他求职或求帮忙的，一律办到。在他得势期间，奉新一县当过各地县知事(县长)的就有四十七人！
张勋还酷爱京剧，多年沉醉，十分内行。1922年，复辟失败已五年的张勋在家开堂会庆祝他的七十大寿，杨小楼、梅兰芳、余叔岩等和八十多岁的京剧界老前辈孙菊仙，这些在京昆界赫赫有名的大腕齐集张家花园，成为梨园的一场空前盛会。这些角儿不敢糊弄内行张勋，各自拿出看家本领，卖力演出。张勋说按表演水平付酬劳，送给孙菊仙的报酬竟是六百大洋，感动得孙菊仙热泪长流，声音颤抖地说：“懂戏者，张大帅也！知音者，张大帅也！”张勋死时，孙菊仙哭倒在地，说：“黄钟大吕，恐自绝响！”
这么多张勋的生平轶事，也充分说明张勋这个人的传统性，他的性格、信条、趣味是完全古典式的，有机会就拥立溥仪复辟，十分符合他的思想逻辑。如果他发达后对乡亲薄情寡义，如果他爱好的不是京剧而是话剧，那就是另一个张勋，可能也做不出在民国已成立六年、并有袁世凯败亡在前的情况下还复辟的事来。
虽然他力保清廷，但由于他手握重兵，民国建立后也无法追究他，他继续是一方诸侯。这个时候，张勋开始被叫做“怪物”，原因是辫子。
他自己坚决不肯剪辫子，也禁止手下士兵剪。对劝他剪辫子的人，他勃然大怒：“谁敢碰我的辫子，我就和他同归于尽！”后来袁世凯觉得一个民国军队将领还拖着辫子，实在说不过去，就亲自劝他。面对大总统的劝告，张勋依然我行我素。
张勋在心里是实打实忠诚于清朝的，现在无法为清朝效力，就坚持留着这条辫子，以表心意和立场，并等着大清东山再起的那一天。
二
在民国依然留辫子，为什么会荒诞到被人称为“怪物”？这得从辫子在中国的历史说起。
清军铁蹄入关之后，多尔衮以年幼的顺治皇帝名义于1645年下令，汉族男子必须剃发梳辫，宣布“自今布告以后，京城内外，直隶各省，限旬日尽行剃完。若规避惜发，巧词争辩，决不轻贷”，臣僚不得论奏剃发，否则“杀无赦”。此即为历史上著名的“剃发令”。
在那明末大乱世，清军入关在老百姓中并没有多大的“亡国”之痛，因为日子已经够难过了，谁来做皇帝跟老百姓没关系，说不定关外的人来做皇帝还会让我们好过一些呢？反正谁来做皇帝，我们都是做老百姓，生活状态不会改变，也就无所谓“亡国”，也就是“改朝换代”而已。
可是这个“剃发令”却受到空前抵制。人们惊恐地发现，这回改换的不是朝代的名字和皇帝，而是要改变自己的生活风俗；他们感到前所未有的剧烈的痛，虽然也许没有意识到这剧痛的来源——自己的文化，被摧残、被强行改变了。
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以及江阴八十一日，民风本来柔弱的长江下游那些惊天地、泣鬼神的反抗，就是为了抵制这个辫子。那时的口号是：“宁为束发鬼，不作剃头人！”江阴城陷落之时，带领全城居民浴血抗清的阎应元写下一幅对联：“八十日带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六万人同心死义，存大明三百里江山”。留不留辫子，成为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特别是民族尊严问题。
在一轮轮血腥镇压下，人们终于被征服了。这根辫子从此留在了国人头上，一留就留了二百六十多年，从当初一个被拼死抵制的东西，变成了中国历史传统的一部分。
从审美上说，这根起源于游牧时代、为骑马射箭方便而形成的辫子从未给初见者以美感：在头顶中间拉一条线，线前面的头发剃光，线后的头发留起束成辫子，活象英语里的“Q”字。到了鸦片战争，封闭的国门终于打开，外国人走进来也有部分中国人走出去，中国人这根独特的辫子一下成为焦点。
19世纪中期来中国的英国人灵里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荒谬最奇特的民族：他们的剃发、蓄辫、斜眼睛、奇装异服以及女人的毁形的脚，长期供给了那些制造滑稽的漫画家以题材。”而在檀香山留学的少年孙中山，成绩极其优异，每次考试有人问：“谁第一？”便有人答：“就是那个长着猪尾巴的！”
辫子，和中国的积贫积弱一起，成为了中国人的耻辱。
剪辫运动，在清末必然兴起。最早的自然是太平天国起义，太平军因不留辫而被称为“长毛”；接下来是派出的留学生，因留辫而在国外受尽侮辱，有人愤而剪辫，以致清廷派驻海外官员的一大职责是严厉约束留学生剪辫；1895年开始，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海外成员开始剪辫，剪去辫子的孙中山摄影留念，形象十分潇洒；1898年1月，新加坡华人组织华人剪辫会，并登报倡议集体剪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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