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甸提出的这一“赠送”建议被发往云南外事处进行讨论，云南外事处党组在讨论中认为送礼要收，但收礼要还。并且在还礼的品种和数量上要略高于对方，因为缅方送来的米盐等为我边民的必需品，因此建议同样以食物还礼，否则会给缅甸边民我方缺粮的印象。
在给云南省委汇报时，云南外事处提议：拟请外交部商请中央有关部门支援一些棉布，因为省里的供应非常紧张，不能再送大米。送棉布即可避免或抵制缅甸赠礼可能产生的政治不利因素，又可适应缅边民实际需要，以增进友好，扩大我国政治影响。
当时提出的拟赠礼品是棉布50万公尺；农具、打谷机(新式)500部；瓷器、瓷盘10万个，瓷碗10万个。合值75万元人民币(缅甸赠送大米、食盐约值70万元人民币)。这些礼品的准备，显然带给云南省很大压力，因此云南外事处以“时间仓促，存放仓库还要作些准备”为由请求外交部是否可以请缅方将送交时间推到8月底。
最后，经中央考虑决定，礼品数量又作了调整，在周恩来总理给吴努的回信中写道：“中国政府准备在我访问缅甸的时候，赠送居住在中缅边界的大约120万缅甸边民花布240万公尺和瓷盘60万个。”
礼尚往来之后，为了缓解国内消费需求，中国在随后和缅甸贸易代表团的谈判中，才正式开始和缅甸商谈购买大米和马铃薯的事宜。
两个朋友的“打击”
交到更多新朋友的中国在这一时期却遭遇了老朋友的打击。
中国的两个老朋友印度和苏联在和中国“翻脸”时都不约而同地找了一些小事作为借口。1959年7月10日，印度外交部突然发给中国驻印度使馆一件照会。外交照会中谈到的是对几本书刊感不感兴趣的问题。
这份照会称，时任印度驻加拿大专员C.S.VenKatachar对中国大使馆赠送的《中国建设》、《今日中国》(书刊)已不感兴趣，请停止供给。
为了一位官员的“不感兴趣”而发出照会，这在国际外交史上罕见其例。
赠送书刊本是友好行为，但专门照会表示“不感兴趣”，印度外交部的这一举动显然想激怒中国。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在将此人从赠送名单中取消后，对印度外交部的这一不友好行动提出了五种答复方案，第一，对来照不予答复；第二，复照称已收到来照，但不表示态度；第三，对来照中竟用不友好的语言表示惊讶，并称此人出国前竟未通知我们停止赠送，感到遗憾；第四，复照仅称已收到照会，见到印度官方将第三点所述我们的态度对他口头表示；第五，采取同样行动，照会该部印度官方所赠某刊物已不感兴趣，请停止送寄。
外交部最后的批复是采用第一种方案，对来照不答复。
中国的另一位老朋友苏联，1960年同样从“赠送刊物”上开始做文章。当年7月，苏联外交部向中国驻苏大使馆提出一份照会，指责中国大使馆向苏联一些国家机关、团体散发一些文章，涉及到以中共为一方和以苏共以及其他兄弟党为另一方之间具有原则性分歧的当前重大问题。
苏联认为，这种带有倾向性的选择表明中国大使馆在一些问题上的行为是蓄意要把苏共和其他兄弟党不同意的观点强加于苏联人民，事实上是挑唆反对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活动；并要求召回大使馆的一名散发材料的工作人员。
就苏联所说的这些文章，在驻苏使馆给外交部的汇报中表明，1960年6月到7月，大使馆共发出临时公报三期，第一期公报共载四篇文章。分别为“欢迎四国首脑会议的召开”、“美国破坏了四国首脑会议”、“周恩来总理在接待阿尔及利亚政府代表团会议上的讲话”、“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在首都各级人民支持苏联正义立场、反对美国破坏四国首脑会议上的讲话”。
这些文章被扣上了“挑唆反对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帽子，中国感到吃惊，尽管当时中苏双方的分歧已经日益明显，但还未公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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