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第一次武装冲突的过程有多种说法，综合《广东通志》、《东莞县志》、《明史》以及外国史料的论述，可以看到这场理应明朝大军轻而易举胜利的战役并不顺利。《广东通志》记载：“檄海道副使汪鋐帅兵往逐，其舶人辄鼓众逆战，数发铳击败官军。寻有献计者，请乘其骄，募善水人潜凿其底，遂沉溺，有奋出者悉擒斩之，余皆遁去，遗其铳械”。该文指明了在交战初期汪鋐遇到了败仗，还提出冲突后期派人潜水凿沉敌船，然后力战退敌。更重要的是记载了官军获得佛郎机铳的方式--即由敌方遗弃的。《东西洋考》因而将冲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官军力战不能退敌，第二阶段派人潜水凿沉敌船，打败了佛郎机。瑞典人龙思泰《早期澳门史》中说：“一队中国士兵围攻这座堡垒。如果不是一次对他极为有利的风暴非常及时地刮起，西芒将会死于饥饿。他利用这个时机，带着三艘船逃跑了（1521年）”。
概括中外多种说法，我们知道汪鋐率领明军击溃葡萄牙人，是经过多个回合反复战斗得来的。一开始汪鋐并不知道西洋火器的威力，葡萄牙人凭借手中武器据险而战，使明军在交战初期战败。之后汪鋐在劣势装备条件下，依靠兵力雄厚和本土作战优势改速决战为持久战，长期围困将近一年以待敌疲。之后，明军利用台风或暴风雨的恶劣天气，在火铳威力不易发挥之际，全线出击打败了对手。毫无疑问这是一次代价大而收获少的胜利，西门的四只船有三只逃出了包围。明军应该仅仅是占领了空荡荡的屯门岛而已。当时的人已经认为："不数年间，遂启佛朗机之衅。副使汪鋐尽力剿捕，仅能胜之"。屯门之战使明朝认识到蜈蚣船和佛郎机铳的威力，在引进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同时也为紧接着的西草湾之战取得胜利积累了战争经验。
《殊域周咨录》在叙述此战时说：
"有东莞县白沙巡检何儒，前因委抽分，曾到佛朗机船，见有中国人杨三、戴明等，年久住在彼国，备知造船及铸制火药之法。鋐令何儒密遣人到彼，以卖酒米为由，潜与杨三等通话，谕令向化，重加赏赍，彼遂乐从。约定其夜，何儒密驾小船，接引到岸，研审是实，遂令如式制造，鋐举兵驱逐，亦用此铳取捷，夺获伊铳大小三十余管。”佛朗机炮就此传入中国，还有葡萄牙人的“蜈蚣舟”也为明军仿制了，因为佛朗机炮重火力猛，只能在葡萄牙人的“蜈蚣舟”上用，《明史》记载在嘉靖三年，“兵部议，佛郎机铳非蜈蚣船不能驾，宜并行广东取匠，于南京造之"。到了嘉靖八年，"始从右都御史汪鋐言，造佛郎机炮，谓之大将军，发诸边镇”。但是明朝并未因此注重海防，按《武备志》记载：“其法流入中国，中国因用之，以驭夷狄。诸凡火攻之具，炮、箭、枪、毯无以加诸其成造也。嘉靖之四年其裁革也。嘉靖之十三年，数年之间未及一试，而莫知其功用之大者……”这种西式船只并未在中国推广，不久就消失了。
嘉靖二年（1523年）的西草湾之战，对明军来说取胜得比较顺利，《明史》中不但写明了战争经过，而且还有战果⑦。寇犯新会西草湾的是葡萄牙人麦罗??哥丁霍（MelloCoutinho）率领下援助屯门的武装船队，中国人称其为别都卢，隶属于葡萄牙驻印度总督。在寇犯中国前已经"恃其巨铳利兵，劫掠满剌加诸国，横行海外，至率其属疏世利等千余人，驾舟五艘，破巴西国，遂寇新会县西草湾"。在他到达满剌加的时候，获悉屯门船队与中国关系恶化，但仍打算冒险前行。哥丁霍的性格不像西芒那样暴躁，他劝告"部下力避冲突行为，于入港投锚后，急上岸求见广东地方长官，请求许其和平贸易。广东地方长官置之不理，不得已，由屯门港退出，然已遭中国舰队之追击"。（《早期澳门史》）
这是因为广东当局在经历了屯门之战后，已经下令“不准中国人与葡萄牙人接触。反而发布命令，要中国战船一旦遇上悬挂葡萄牙旗帜的船只，就将其击毁”。由于明朝水师求战的坚定与急切，同时哥丁霍在是否开战上犹豫不决，西草湾之战一开始明军就以突袭占了上风，经过反复较量，葡萄牙不得不接受失败。
此后葡萄牙人仍然视中国官府如无物，继续在中国沿海亦商亦盗。明朝政府死守海禁政策，弄得沿海地区海盗横行，“倭寇”越闹越大。葡萄牙人开始和中国海盗们作生意，在中国沿海各个岛屿建设基地，此后又和明朝军队有双屿之战等冲突发生，最终在澳门落脚。实际上双屿也好走马溪之战⑧也好，和明军战斗的主力都是中国海盗武装，走马溪之战俘虏的“海盗”96人中葡萄牙人仅10余个而已，其余全是中国人。
总的来说，葡萄牙人在火器和舰船上的优势地位使他们在中国沿海能不被明军赶走，但因为葡国是小国，战线太长，人力物力不足限制了他们继续扩张；而明朝政府学习了制炮技术，但没有向西方学习造船技术，也没有设法改善自己的战船制造技术。其实，这时的佛郎机铳在欧洲已不算先进,而中国自制火器虽然落后,但在单纯的军事装备上,葡人算不上有很大优势，他们依仗的“船坚炮利”与明军相比，还不具有鸦片战争时的英国那样的绝对优势。当时主张用武力将葡人逐出澳门的俞大猷曾对双方装备优劣有过分析。俞大猷说“此伙所用兵器,唯一软剑,水战不足以敌我兵力之力,陆战则长枪可以制之无疑”。葡人所仗“惟鸟铳颇精,大铳颇雄”,俞大猷又提出“一战贼大船,必用火攻”“一贼所恃者,龙头划然,贼不过一二十只,我兵用则七八十只,以多制寡,何患不取胜。”俞大猷绝非浪言,他还主动向两广总督吴桂芳请缨,决心“大做一场,以造广人之福”（俞大猷《正气堂集》,卷15《论商夷不得恃功恣横疏》）。也就是说，以明朝雄厚的人力物力优势，以及加上传统的战略战术计谋，还是可以弥补和葡人军事技术上之差距的。
可惜的是随后大航海时代高潮来临，西方海上列强的舰船大炮技术迅猛发展，明朝又一次错过了潮流，再要赶上亦是十分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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