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工开物》对船桅数有言：“船每十丈，有两桅”。400料长约9丈，2000料长约船8丈，5000料船长约26丈。所以5000料之郑和帅船，应该有四个以上主桅，2000料船可能有三桅。郑和所立的《静海寺残碑》里就有“2000料”及“1500料”船的记载。
这里说明一点：自宋至明，中国船常用“料”为其大小的单位，文献里常可见到“200料”，“2000料”等等。另外船的载重也常用“石”为衡量单位。据台湾海大教授苏明阳研究计算；按元人赡思的《河防通议》资料详细分析，船料是一只船可以载人、物之容积。一料是十立方尺(宋或明尺)。而一“料”容积之载重，则依货物之比重而定。一料是十立方尺(宋或明尺)。而一“料”容积之载重，则依货物之比重而定。船料可由船长、船宽及舱深的乘积估计求得。一般来说，有1料=1石=92。5斤的比例（《中国古代海军史》149页），不过并不准确，研究者有不同的估算法，估算结果也不同。
《龙江船厂志》与《南船记》是相当详细，而且可信的明代造船书籍，其中也有郑和宝船数据；再根据南京龙江船厂原址考古出土之11米舵杆（应该是当时最大船只的遗物）推算，以日本出土的明代中国船为比例合理估计一下，宝船应该是6000料，与明朝之最大“封舟”近似。其船长约为70米，排水量约为2000吨，载重量约为其半1000吨。这些宝船尺度、排水量等都只能是大约值。（资料来源《郑和研究通讯》）而当时的西方，最大船只排水量不过1500吨，十五世纪威尼斯拥有一艘一千五百吨的船，船员1200人，但只能在地中海沿岸航行，而郑和船队利用指南针和“过洋牵星”技术开辟了最早的横越印度洋航线。
这些无疑可以证明郑和时代，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最好的船舰和航海技术，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船队，与郑和巨型船只及庞大船队对比，有如小巫见大巫。哥伦布的旗舰“圣??玛利亚”号，长度只有80多尺，排水量约233吨。达??伽玛的旗舰“圣??加布利尔”号较大，但也只约有400吨。麦哲伦的旗舰“特立尼达”号，仅为110吨。郑和下西洋是明成祖这样独一无二的君主促成的非常之举。就郑和下西洋本身而言，确实是传统中国最伟大的航海壮举，辉煌但短暂，不久就成了唯一的一次奇迹。
1433年，郑和在古里病逝，王景弘将庞大的舰队和郑和头发、靴帽带回中国。在盛夏的傍晚，远洋船队最后一次驶入太仓刘家湾，宝船将永远停泊在那里等着腐烂。皇帝诏令：“下西洋诸番国宝船悉令停止”、“各处修造下番海船悉令停止……”
二、明未中西战舰比较
第七次下西洋成了中国航海事业的绝唱，从此中国将南中国海和印度洋的海权拱手相让。同时明朝的海禁政策持续200多年，由明太祖朱元璋起，洪武四年(1371年)诏令“濒海民不得私自出海”（《明太祖实录:卷70》）,拉开了海禁序幕，明成祖虽有官方的下西洋之举，但仍“禁民间海船”,严令“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明成祖实录:卷27》）。嘉靖年间，明世宗下令：“不许制造双桅以上大船，并将一切违禁大船，尽数毁之。”各沿海省地方政府也纷纷下达指令：“私造双桅大船下海者，务必要一切捕获治之，”“查海船但双桅者，即捕之。”“沿海军民，私与贼市，新邻舍不举者连坐”（《明世祖实录》）
（一）中国战船
古代帆船桅的数量代表船的性能，桅高桅多即帆高帆多，驶风性能好，动力大，船速、吨位也决定于它。双桅船的载重量则只能在500石以下，这一影响持续了300余年，郑和巨舰的建造技术渐渐失传，明朝中后期的战船极少有400料以上的了，400料船排水量仅为250至300吨。甚至到1820年，中国驶往东南亚的海船仍限制两桅，载重在500石以下。显而易见，中国的造船业在明未已严重地停滞和倒退。
在中国造船业日益衰弱倒退的同时，明朝海军战术发展也出现了衰退。1524年澳门的一位西班牙人对中国的海军战术作了轻蔑的描述：
“帆船上只装有小型的铁火铳，而无铜火铳，火药也很糟糕……中国人的火绳枪质量低劣，弹丸连普通的胸护甲也打不穿，尤其是他们不懂得如何瞄准。他们的武器主要是竹枪、矛，有的装有铁矛头，有的则用火烧硬，短而钝的弯刀，护胸甲是由铁锡制成。有时人们看到上百艘船围攻一艘海盗船，这些船顺风抛撒石灰粉，以迷盲敌人。因为他们数量众多，可产生一些效果。这就是他们的主要战术。”
明朝的水师舰队，越来越专注于执行政府的禁海政策，这不啻是将发展海权的支柱变成了遏制海权意识和束缚海权发展的桎梏。在此期间，虽有少数文臣武将提出一些重视海洋和海权的积极建议，但此时的整个中央王朝最高封建统治集团已开始处于昏昧麻木的状态，对此不予理解和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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