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王明就来到了武汉。中共代表团和中共长江局召开联席会议，由于代表团和长江局成分大致相同，决定合并为一个组织，对外叫中共中央代表团，对内叫中共中央长江局。长江局的委员是项英、博古、周恩来、叶剑英、王明、董必武、林伯渠。王明为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此后，王明把持了中共中央长江局。他目空一切，自以为是，独断专行，把长江局凌驾于中央书记处之上，与中共中央公开分庭抗礼。前共产国际代表李德看的一清二楚，他回忆说：“我们把华中局（即长江局）叫做‘第二政治局’。事实上，以后在华中局和延安中央委员会之间，已经有了某种程度的分工，华中局贯彻的是1937年12月的决定并得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支持的统一战线路线，而毛泽东在延安却采取了他自己的政策。据我判断，毛在公开场合虽然表示拥护党的这条新路线，但在这段时间里，他除了去抗大以外，却很少露面。”
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王明似乎占了上风，但中共中央并没有为这次会议作决议。王明对此耿耿于怀。回到武汉后，他便自作主张，擅自发表《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巩固国共两党精诚团结，贯彻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一文，片面强调国共两党精诚团结，忽视两党之间抗战路线的区别。他还在中共中央已发布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之后，又提出另外六大纲领，强调“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
1938年2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竟附和国民党“只要一个军队”和“统一军令”的叫嚣，指出在军事上服从国民党的统一领导，令与会的政治局委员大感意外。为防止王明再生枝节，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在今天的形势下，王明同志不能再到武汉去。”后来，经会议讨论，同意王明去武汉，但明确规定：“王明同志留一个月再回来。”可王明根本没有执行这一规定，到武汉后一直待到六届六中全会召开，才回到延安。他自己也承认：“不愿留在延安工作。”王明之所以不愿留在延安，说穿了，是延安有个名正言顺、合理合法的中央，他的言行总得要受之约束，而在武汉就不一样了，他可以天马行空，无拘无束。
3月29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王明得知这一消息后，未经中共中央同意，擅自将自己起草的《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送达国民党中央党部，同时也报送延安一份。中共中央在收到这份文件后，感到其中阐述的内容有些不妥，为了补救，中共中央立即起草《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电》。王明在收到电文后，并没有立即送达国民党，而是在会议结束后，才给中共中央复电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已闭幕，根据政治局决议原则所写的提议书已经送达，你们所写的东西既不能也来不及送与国民党。希望你们不要再发表你们所写的第二个建议书，否则，党内党外都会产生不良的政治影响。”其实，正是王明自己这种与中共中央分庭抗礼的做法，在党内造成了严重分裂。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论持久战》的演讲。毛泽东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要经过战略退却、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并把游击战提高到战略地位。这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抗日战争的纲领性文件。7月上旬，中共中央致电长江局，让其在武汉出版的《新华日报》上尽快刊登，王明却借口文章太长不予登载。中共中央又致电长江局，让其分期刊登，王明仍不予理睬。王明这般阻拦的理由十分简单，那就是他反对毛泽东对抗日战争三阶段的科学分析。他在这年夏天的一首诗中，就直截了当地表达了态度：“四亿弗凭斗志衰，空谈持久力何来？一心坐待日苏战，阶段三分只遁牌。”在晚年的回忆录中，王明更是表露了当时的心迹：“在延安发表该文后，毛泽东又将此文送往武汉，要求在《新华日报》上刊登（该报编辑部在我的指导下进行工作）。我和秦邦宪（博古）、项英、凯丰及其他同志一致反对这篇文章，因为该文的主要倾向是消极抵抗日本侵略、等待日本进攻苏联。这个方针既同中国人民的民族利益、又同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主义义务相矛盾。共产党的政策是，中国人民应当积极同日本侵略者作战，这一方面是为了保卫中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另一方面则借以阻止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反苏战争，所以，我们决定不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论持久战》一文。”
正本清源
1938年3月，受中共中央委托，任弼时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的情况，并递交《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同时，任弼时还单独向季米特洛夫作了汇报，使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情况有了了解，从而消除了很多误解和成见。7月至8月间，王稼祥从莫斯科回国，带回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最新指示。9月14日至27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筹备召开中共六届六中全会。
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前，王稼祥给王明去电，让他来延安听取并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并讨论六届六中全会的准备情况。可王明却给中央回电，让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和中央委员去武汉或西安，在那里召开六届六中全会。他甚至要王稼祥来武汉，向他透露共产国际讨论问题的细节和传达文件内容。中共中央明确拒绝了王明的无理要求，再次让王稼祥致电王明：“请按时来延安参加六中全会，听取传达共产国际重要指示。你应该服从中央的决定，否则一切后果由你自己负责。”接到这封措词强硬的电报后，王明只得打点行装，立即奔赴延安。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第一天，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他说：“根据国际讨论时季米特洛夫的发言，认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尤其是朱、毛等领导了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政策。国际认为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在中国，抗日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抗日的关键，而中共的团结又是统一战线的关键，统一战线的胜利是靠党的一致与领导者的团结。”王稼祥所传达的共产国际的指示，尤其是“以毛泽东为首”的政治信息，为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顺利召开提供了重要保证。毛泽东在会上代表中共中央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报告强调了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党的独立性的重要性，批驳了针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观点，并从理论上阐述统一战线的独立性的道理。
王明在会上作《共产党员参政员在国民参政会中的工作报告》。会议后期，王明又临时要求作了《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的长篇发言。这两篇发言稿，从总体上说，对毛泽东的报告表示了“我都同意”的态度。王明说：“全党必须团结统一，我们党一定能统一团结在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周围。领袖的作用，譬如北辰而众星拱之。”但是，对统一战线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王明仍持保留意见。在会后所作《〈论相持阶段〉与〈六中结论〉》一诗中，王明真实地表现出他的口是心非、阳奉阴违的晦暗心态，诗曰：“相持阶段只空吟，对日屈从是实情；抗战心消反统战，诬加马列教条名。”
不过，王明在会议的公开场合，表示已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且再也没有兴风作浪，因此也就得到了中央的理解和信任。毛泽东为此指出：“王明同志在全会上表示完全同意各报告。王明在部分问题中说的有些不足或过多一点，这是在发言中难免的。这些问题已弄清楚了。王明在党的历史上有大功，对统一战线的提出有大的努力，工作甚积极，他是主要负责同志之一，我们应原谅之。”
六届六中全会召开期间，武汉失守。会议根据实际情况，做出组织调整，决定撤消长江局，分别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和中原局，将原长江局下辖的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中共中央对王明作了重新任命，王明留延安，任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等职，由此宣告了王明与中央分庭抗礼时期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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