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3月27日王明在莫斯科病死。王明（1904年生），安徽六安人，原名陈绍禹。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长江局书记等职务。1930年从苏联回国后，打着“反对立三路线”旗号，在1931年1月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夺取了中央领导权，至1934年间，在党内推行了一条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革命事业造成了极大危害。
抗日战争初期，又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把抗战领导权送给国民党，使革命又遭严重损失。新中国成立后，1956年去苏联就医，直到病死。
抗日战争爆发后，对如何在有利于苏联的前提下贯彻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苏共领导人斯大林一直有着种种担忧。1937年11月，王明被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派回中国。这位“钦差大臣”自恃有强硬的国际背景，根本不把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放在眼里，在主持长江局工作期间，王明目空一切，屡屡违反组织原则，擅自发号施令，公然与中共中央分庭抗礼。
奉命回国
王明是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由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一手扶植上台的。会后不久，他便受共产国际的召唤，前往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行前，他成立了临时中央，指定博古为总负责人。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正是通过博古等人推行贯彻，使中共蒙受4年之久的危害。在共产国际工作期间，由于他不折不扣地推行“国际路线”，很得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喜爱，他也因此节节攀升。1935年，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王明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和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这也就难怪他回国后，“天上地下，惟我独尊”了。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国共两党携手合作，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具体执行中，斯大林却在国际主义的幌子下，打起自己的小算盘。当时，苏联在西线已与纳粹德国成生死对头，如果日本又从东面发起攻击，苏联就会两面受敌，处境极其危险。正是如此，苏联才和国民政府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希望中国在东面拖住日本。为此，斯大林把宝全都押到国民党政府身上，不相信“农民领袖”毛泽东领导的人民武装。而毛泽东提出的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是斯大林最为忧虑的。为避免这种局面，斯大林想到了王明，决定派他回国。在斯大林看来，王明是“熟悉国际形势的新生力量”，只有他才能“帮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不让“独立自主”搞得太离谱。
行前，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特意会见王明。季米特洛夫叮嘱说：“由于共产党力量弱小，所以在统一战线中，不要刺激国民党，提出谁占优势、谁领导谁的问题，应当像法共那样，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不要过分强调独立自主。”同时，他还提醒王明说：“你回去以后，要谦逊，要尊重党的领导同志，中国党的领袖是毛泽东，不是你，你不要自封领袖。”
1937年11月14日，王明夫妇和康生、陈云、曾山等乘坐苏联军用飞机，经迪化（即乌鲁木齐）和兰州飞往延安。途中逗留几天后，29日到达延安。当时，中共中央虽接到共产国际的电报，告以王明将回国，但具体日期及回来的途径，均没有明确安排，再加上延安没有专门的空中航线，所以当王明的飞机到达延安上空时，人们还以为是日机前来轰炸呢。
据当时参与王明迎接仪式的一名政治局委员回忆说：“我们到达飞机场，毛泽东、张闻天等也同时来了，我们站得远远的。机场已有相当的戒备，似乎都不知道飞机里面载的是什么人物。大概毛泽东早已接到了莫斯科的电报，告以王明等要来。王明等回来的确实日期和如何来法，连毛泽东也不知道。直等到王明从飞机走出，陈云、康生也跟着下来，我们才急步上前，彼此握手拥抱。当时一堂欢叙，所谈都是高兴的事。”
毛泽东致欢迎词时充满热情地说：“欢迎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延安来是一件大喜事。这叫做‘喜从天降’。”在欢迎仪式上，王明在回话中则有些反客为主的口气：“我们是共产国际派来的，是斯大林同志派来的。我们几个人都是我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没有什么地方值得欢迎，应当欢迎的是毛泽东同志。”这些话听起来有些莫名其妙，但可反映出王明当时激动而纷乱的心境。
咄咄逼人
1937年12月9日至14日，在王明提议下，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王明作了题为《如何继续全面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的专题报告。王明口口声声表示，他所传达的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言语咄咄逼人。有人回忆说：“王明当时俨然是捧着尚方宝剑的莫斯科‘天使’，说话的态度，仿佛是传达‘圣旨’似的，可他仍是一个无经验的小伙子，显得志大才疏，爱放言高论，不考察实际情况，也缺乏贯彻其主张的能力和方法。”
王明在报告中批评了中央洛川会议的正确方针和政策，他认为过去太强调解决民主、民生问题，不能再提改造国民党政府的口号；他反对关于国民党内有左、中、右三种势力的提法，认为只有抗日、亲日之分；他否认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他反对提国共两党谁吸引谁的问题，主张共同负责、共同领导。这些意见，显然与中共中央有着明显不同，但由于他有“尚方宝剑”，大多与会者只能表示赞同。毛泽东虽然也作了辩白和解释，但还是采取了忍让态度。
会议最后一天，在讨论组织问题时，王明未和任何人商量，突然提出一份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名单，并在排列上做了手脚。王明自知此举难免引起猜疑，故一再声明他决无“夺帅印”之意。据张国焘回忆说：“王明所提出的名单，在人选上只增加了和他同回国的赵云（即康生）、陈云两人，其余多是旧人，不过将席次略加调整而已，所以毛原则上是赞成的。毛所不愉快的似是事先没有征求他的意见。……身为中央书记的张闻天的名次，在王明的名单上被降至第七名了。王明的表现似有取张闻天而代之的意向。张闻天却在那里一言不发，除了表示赞成王明从莫斯科带回的政治主张外，从不对实际问题作任何表示，尤其不谈改选书记的问题。”
在会上，王明和毛泽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解释各执一词，使与会的前线指挥员难得要领，不知如何去贯彻会议精神。彭德怀就有这样的体会，他越听越糊涂，感到会议上的精神不一致，回去不好传达。按照惯例，毛泽东的指示是要一竿子到底的，可是，这个王明也不得小觑，他带回的可是“国际精神”。因此，彭德怀在汇报时，只是讲了一些华北抗战情况和坚持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权问题。在会上，他并没有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也没有拥护或反对王明的错误路线，而是采取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这次由王明所搅局的十二月政治局会议，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正如彭德怀事后回忆说：“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作用有些降低，党的政治工作也有些削弱，从而发生了个别军官逃跑和国民党勾引八路军官兵叛变的现象。同时，国民党对八路军的发展加以限制，对共产党的发展也加以限制，国民党的反动面目更加暴露。”
会议决定增补王明、陈云、康生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成立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王明任书记；由王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谈判；由项英、周恩来、博古、董必武组成长江局，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显而易见，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对王明在党内的特殊地位，给予了一定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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