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脑是一个最难控制的东西，越是不愿去想的事，越会更强烈地去想。在看守所时，难友蒋海溶有一天警告我说：
“对不起，我要告诉你，你快要疯了。”
“你怎么知道？”
“因为，”蒋海溶说，“你坐在那里，一直喃喃自语，到最后嘴角还吐出白沫，根据我的经验，这是精神错乱的前兆。如果你不能够自我克制，你的喃喃自语将变成无缘无故的喊叫，那时候就无药可救！”
我否认喃喃自语。
“你问问别的朋友！”蒋海溶说。
我用一种探询眼光，看着其他难友，他们逐一点头。这是我最害怕的事，并且对自己竟然陷于疯狂的边缘，感到难以为情，但我接受这个事实，向蒋海溶恳求说：
“拜托你救救我，以后再遇到喃喃自语时，请给我一拳。”
蒋海溶承诺，于是不久，蒋海溶的一拳击中我的右肘。
“有什么事？”
“你刚才又自言自语。”
“我没有。”
一个难友在旁说：
“你刚才确实说了一连串无聊的话。”
就这样，蒋海溶把我从疯狂边缘拉回，然而，我却无以为报。他是当时政治犯中身份最显赫的一位，官拜调查局调查处长，最后擢升为调查局主任秘书。蒋经国介入特务机关，主持情报改制后，“国防部情报局”负责大陆情报，“法务部调查局”主管台湾情报，爆发特务人员之间的内斗。普通行政机关内斗，最多不过走人，特务机关内斗，就非见血不可。蒋海溶和调查处当时的副处长李世杰，以及情报部门当时的一位副处长等十几个人，先后被捕下狱，受尽自己人的折磨。
他三次被判处死刑，终于以无期徒刑定案，也被送到火烧岛。一年后的一天，忽然又被调查局押回台北，大家都认为他可能提前释放，多年后才知道，他在调查局监狱被特务用绳子绞死。调查局对蒋海溶之死的说词，跟对沈源嫜之死的说词，如同一个模子浇出来的，四个大字：“畏罪自杀”。
闯过喃喃自语一关后，逐渐适应监狱生活，我还发明一项守则：铁窗外面的事不去想！我把整个监狱岁月投入写作，完成了三部史书：《中国历史年表》、《中国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录》，以及《中国人史纲》。我用早上吃剩下的稀饭涂在报纸上，一张一张地黏成一个纸板，凝干之后就像铜板一样坚硬。每天背靠墙壁坐在地下，把纸板放在双膝上，在那狭小的天地中构思。我建立我自己最基本的史观，就是我为小民写史，而不是为帝王将相写家谱、写嘉言懿行；我想突破两千年以来被视为正统的、以朝代为单元的体裁。
另外，我也写了些诗。监狱实在不是创作抒情文学的地方，人在坐牢三五年之后，因为生活简单，不但谈话内容会越来越简单，连梦也会越来越简单，到了后来，索性连一个梦也没有了。俗话说：“日有所见，夜有所梦”。日无所见的时候，储备不出来做梦的素材，自然无梦。长期坐牢的政治犯心灵，好像压干了的果实，失去原有的润泽和滋味。
出狱的时候，有些人就在监狱门口，把穿过的囚衣和洗用具全部焚毁，不希望把霉气带回家。我却是把每一样有监狱标志的东西，都当作珍贵的纪念品，小心翼翼地装进行李袋。这使有些难友大为惊奇。平常，我总是想尽办法使生活多一点情趣，监狱官在每个押房，会随便指定一囚犯担任室长，我就自封为室长助理，后来觉得这个官衔还不够过瘾，就再自动加官为“特别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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