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先生是台湾文坛近几十年异常活跃的著名作家，他的人和他的文，都曾在台湾引起轩然大波。1968年3月7日，柏杨以挑拔人民与政府间感情罪名被捕，至1977年4月1日始被释放。在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7年7月出版的《柏杨回忆录》（柏杨口述，周碧瑟执笔）一书中，柏杨先生述说了70余年的心路历程。读者可以从中了解这位“看过地狱回来的人”，了解台湾社会的历史和现状。
台湾政治犯的制造经过，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侦讯期，普通都在调查局或在台湾警备司令部保安处，最为艰难。社会上受到普遍尊重又有充分自由的绅士，突然间被捕，推入四周都是铁栏杆的小房间里，被侮辱，被殴打，精神会霎时崩溃。货真价实的“叛徒”，反而比较轻松，因为只要决定招出什么或不招出什么就够了。只有那些欲招却无供可招的人，苦难最多，因为他必须揣摩问官所引导的方向，假设当初预定你是参加民主同盟的话，如果你忽然参加了共产党，他们就无法接受。假定你的猜测始终不能符合他们给你的暗示，苦难就更大。有人在刑求下，悲愤地叫：
“我是匪谍，我是匪谍，你们教我招什么，我就招什么！”
这种绝望的哀求，更激起审问官的愤怒，因为你冒犯了他职业的尊严，审问官会抓住政治犯的头发，教他跪在算盘上：
“我们从不教人招什么，你自己做了什么，就招什么。”
不是每个政治犯都跪过算盘，也不是每个政治犯都摇过电话（把电话线的电流通到手指上，然后摇动把手，电流会使一个人浑身发抖，屎尿齐出），但是，最后都会照着特务们的预期，招出答案。只要你第一件事自诬，就一泻千里，每件事都会自诬，直到法律把你完全严密地绑住。如果只看笔录，只看口供，每句话都是囚犯说的，事实上，每句话都是特务说的，真是：他白即自白，一一服上刑。
这段时间大约四个月，这是最苦的阶段，很多人就在这个时候被逼死或逼疯。1968年政治大学学生代联会主席许席图，在学校组织了一个学生社团（统中会），结果被捕，不到三个月，神智完全错乱。每逢有大官前来视察，监狱官就把许席图捆绑起来，用布条塞住嘴巴。军法处一度决定准许他保外就医，可是许席图出身贫寒，父母双亡，只剩姐弟二人相依为命，姐姐省吃俭用，供弟弟读上大学，她拒绝把弟弟领回，在法庭上哭诉说：
“我弟弟进来的时候，是一个好好的大学生，现在成了这个样子，我怎么养他。而且养好后又要再交给你们，还能再受得了吗？万一养病期间，他逃掉或失踪了，这么严重的罪名，我怎么承担得起！”
我不久被调做外役，再不知道他的下落。转眼20年，九十年代初期，白色恐怖已成为过去，《中国时报》忽然有一条消息，报导说台东玉里疯人院，有一位来路不明的病患许席图，希望能查出他的来历。许席图这三个字的同名度很低，我打电话给报馆，说明原委，愿挺身作证。我心中十分感慨，就在许席图稍前，“外交部长”钱复在台湾大学读书，也是学生代联会主席，人生际遇，如此悬殊。
第二阶段是军法审判，除非像许席图那样，侦讯期间被苦刑逼疯，否则，大多数政治犯的移送书，就等于军事检察官的起诉书，而军事检察官的起诉书，也等于军事法庭的判决书。好像黑社会的洗钱一样，军事法庭只是把屈打成招的黑箱作业，使它合法而已，军法官假定判决某一个政治犯无罪，他的下场就是自己成了下一个政治犯。至于公设辩护人，更是可怜角色，唯一的功能就是替政治犯认罪，祈求庭上法外施恩。大多数政治犯都知道官司的结果是什么，所以比起在调查局或保安处，心情要平静得多。只有一种人是惊恐的，那就是被判决死刑的囚犯，立刻被戴上脚镣，准备随时枪决。
看守所执行枪决的时间，总在凌晨五时左右，天色初呈朦胧，囚门“咔啦”一声，门锁打开，传唤的声音早已经惊醒了从地铺上坐起来的死囚。
“某人，开庭！”
大家当然知道怎么回事，然后，再听到脚镣的声音，一步一步，走向大门。有时候，一次执行六七个人，脚镣声更像钢锯一样，锯碎囚犯们滴血的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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