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4月17日,红色高棉扳倒了朗诺政府,开始了所谓的“元年”。而这一天,却是柬埔寨人刻骨铭心难以忘却的日子。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实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他发出一号命令,以战备为借口把城市居民遣散出城。这项决定是在红色高棉进城前两个月作出的,但他们对相当高级的干部都严加保密,并且欺骗老百姓说美国人要轰炸金边,谁也不准留下,不准携带行李,用不着带出城市的东西,三天之内就可以回家。在士兵的强行驱赶威吓之下,四天之内,所有金边人被迫离开了世世代代居住的家园,放弃所有财产,成为彻头彻尾的无产者。素有“东方巴黎”之称、并有两百万人口的金边,数日之内就成了死寂的空城。正是从这一天开始,柬埔寨的百姓开始陷入水深火热且极其荒谬的处境之中。

　　红色高棉的军人荷枪实弹,强迫城市居民迁往乡下改造,实践所谓的农业乌托邦计划。同年9月,全国所有城镇的人口被全部迁出。而大部分的金边人没有料到,此次的离开,竟是一条不归之路。体弱的人还没到达目的地,就病死在去乡村的长达一个月的徒步跋涉中。有幸到达目的地的,一落脚便开始了刀耕火种的日子。眨眼间,柬埔寨禁止私有制,没有工业,不准商品买卖,不准货币流通,连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易方式也不允许,而波尔布特策划的这次两百万人的大迁移,事先毫无物质准备,直接导致几十万人的死亡。

　　波尔布特掌权之后,开始了长达四年的血腥统治,并宣布要在十到十五年内使国家实现现代化。首先要把每一个城里人改造成农民。红色高棉把人分为“旧人”和“新人”。“旧人”是攻克金边前已在解放区的人口,主要是农民。“新人”则是旧政权的军政人员、知识分子、僧侣、技术工人、商人、城市居民,“新人”必须通过改造才能新生。每位新人必须重新登记,交代以前的历史。凡在朗诺政权服务过的人、对新政权不满者、地富反坏、不愿自动离开金边者,一律格杀勿论。接着是清理阶级队伍,有产者、业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教师、医生及其他专业人士都不是无产阶级,属于清理之列,连戴眼镜的人也不放过。然后是种族和宗教迫害,会说外语也是死罪。禁止所有的宗教信仰,关闭或摧毁所有的教堂和庙宇,佛教徒被迫还俗。除了整肃党内异己,普通百姓以越南或苏联间谍、美国特务等罪名遭疯狂屠杀,大多数遇难者全家都被斩尽杀绝。

　　红色高棉视知识为罪恶,不设正规学校,禁用书籍和印刷品。只准唱革命歌、跳革命舞,取缔传统歌舞戏剧,严禁西方文化传播。人们不能自由流动。全国没有邮政电信,也没有医院。“新人”在“旧人”的监督和管制下,食不果腹地从事超强度的体力劳动,他们被迫学习农活,种地修渠,为了完成规定的劳动限额,白天必须在田里干十几个小时活,晚上还要开会学习。辛辛苦苦打下的粮食,必须全数交公。据不完全统计,在此期间,至少有一百多万人因为劳累、饥饿、营养不良和疾病而死去。

　　在红色高棉执政的三年八个月二十天时间里,其恐怖程度空前绝后。1976年夏,一直处在幕后的波尔布特出任政府总理。年底他忧心忡忡地指出“党的躯体已经生病了”,此后就以肃清亲越分子、克格勃间谍、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和新混入党内的异己分子为借口开始了内部清洗。在1975年10月宣布的民族阵线的十三个领导人中,就有五个在1977年的清洗中被处决,其中包括内政部长、两任商务部长、新闻和宣传部长、国家主席团第一副主席等。各大区的党政军领导人被处决的更多。最集中的一次是1978年对被认为是亲越派的东部大区干部和军人的清洗,由西南大区的领导人塔莫负责,一次屠杀了近十万名自己人。S—21杀戮场,主要用来审讯、拷打和处决党内敌人。据估计,仅在这个中心一处,就处决了两万人。上个世纪80年代初,在S—21发掘出近九千具尸体。还有许多死人坑尚待挖掘。这些人死得极其恐怖,红色高棉为节省子弹,杀人多用棍棒重击或以斧头砍杀。许多陈列的头盖骨上,留有被斧头砍出的裂痕。1976年1月柬共颁布新宪法,改国名为民主柬埔寨。4月西哈努克被迫退休,随后遭到软禁。他的子女亲属十几人照样作为“新人”下放劳动,最后下落不明。（燕妮摘自《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