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5月3日，美国参议院两党领袖再次联合提出议案，反对中国进入联合国。该议案分别于七、八月份以绝对多数在参众两院获得通过。于是，是否实行“两个中国”成了1961年上半年美国国内屡议不决的难题。然而，正当美台及美国国内对实行“暂缓讨论”或“两个中国”的可能性争论正酣之际,1961年6月，蒙古问题又介入其中。
二、蒙古问题的介入与“重要问题”案的出台
1961年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中的蒙古因素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美蒙建交会谈;一个是蒙古申请加入联合国。从1961年2月起，美国开始考虑与蒙古建交的问题。直至5月,对此事的看法仍是肯否不一。5月23日，腊斯克在给肯尼迪的一份备忘录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如果蒙古能够让美国驻乌兰巴托的外交使团在合理的、正常的条件下工作，美国应与蒙古建交。这样做有如下好处:一方面，可以将该使团作为一个“信息来源”,“以观察和评价中苏分歧”；另一方面，还可以借此为美国官员进入苏联的某些地区提供方便。目前此举在议会中已无大的阻力，只需与盟国协商并通知苏联后，即可与美驻苏大使接触。当然，与此同时，腊斯克也注意到了“承认外蒙古将给整个远东，特别是美台关系带来的负面影响”。对此，美驻台大使庄莱德认为，如果美国继续与蒙古开展建交活动，会使美台在中国代表权问题上更难达成协议。虽然如此，肯尼迪还是批准了腊斯克的建议。紧接着，国务院指示美驻苏大使汤普森按腊斯克设计的程序行事。同时，国务院开始与北约、东南亚条约组织、美洲国家组织成员及日本协商此事。6月20日，蒙古已答应准备与美国建交。
蒙古加入联合国的问题由来已久。“从1955年起，苏联就一再提出接纳蒙古人民共和国入联合国”。当时，它提出一个一揽子交易，同时吸收18名新会员国，其中包括蒙古，也包括美国所希望吸收的日本、西班牙和意大利。然而，由于国民党代表不顾美国的压力，在安理会否决了蒙古，作为报复，苏联否决了日本。此次，苏联又在1961年4月提出蒙古席位问题。并且推动联大会议通过决议，将蒙古和1960年新独立的非洲国家毛里塔尼亚加入联合国的问题一同提交安理会讨论。而且“非洲国家中的布拉柴维尔集团和法国已同意苏联一揽子交易的想法，即(在联合国)同时接纳蒙古和毛里塔尼亚”。于是，1961年国民党反对美蒙建交和蒙古加入联合国的问题同时发生，并与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交织在一起。
6月1日，美驻台大使馆通知国民党“外交部长”沈昌焕，美国即将与蒙古在莫斯科开展有关两国建交的会谈。不久，沈昌焕告诉庄莱德，“中华民国”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不友好的行为”，并敦促美国撤销该决定。紧接着，蒋介石致函美国副总统约翰逊,强烈反对美国寻求与蒙古建交。他声称，此行动表明美国正在“从反对世界共产主义全球斗争的原则上后退”，并以此为“两个中国”铺路。6月20日，蒋介石与庄莱德进行了一次私人谈话。首先，他抱怨美国没有提前协商，便开始了美蒙建交的活动。该行动在有利于共产党集团的同时,“又会给‘中华民国’的利益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害”。对于美国在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策略，蒋介石认为将导致“两个中国”，果真如此，台湾会退出联合国。其次，他又将美蒙关系与中国代表权问题联系起来，说这是美国正在酝酿一场“对华政策的蓄意改变”(这恰恰证实了此前庄莱德的估计)。
面对上述情况，国务院指示各驻外使馆，让它们努力消除美国将改变对华政策的舆论。同时，肯尼迪决定让史蒂文森与卡伯特·洛奇(前任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多诺万(《时代》杂志编辑主任)以及罗伊·霍华德(美国著名报业财阀)等人谈话，目的是让他们规劝蒋介石接受美国的立场。结果，只有霍华德一人响应，洛奇和多诺万拒绝合作。7月6日，总统安全事务特别助理麦乔治·邦迪与美国中央情报局驻台湾站站长雷·克莱因进行长谈。克莱因报告说，目前最令蒋介石烦心的是美蒙关系及美国支持“两个中国”的可能性。对于前者，国民党表示决不让步；对于后者，则以退会相威胁(可见，美国上述努力的效果并不明显)。因而，他得出结论:“如果不扭转现在的趋势，预计会有一场严重的分裂”。为此，克莱因建议肯尼迪写信给蒋介石，重申对台湾的支持;同时取消向蒙古派驻外交使团的打算。
根据克莱因的建议，7月14日，肯尼迪亲自致函蒋介石。关于蒙古问题，肯尼迪总统解释说，美国与蒙古的建交活动只是试探性的，其真正关心的是联合国问题，即“避免让外蒙古问题对更为重要的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产生负面影响”。鉴于非洲国家似乎已同意了苏联的一揽子计划，所以美国希望台湾放弃对蒙古入会的否决权，以免得罪非洲国家。关于中国代表权问题的具体策略，肯尼迪认为放弃“暂缓讨论”已成必然。目前，美国最需要的是与台湾进行一次有关上述事项的协商，希望蒋能派一位全权代表赴美。最后肯尼迪再次保证:“我的基本目的是尽一切可能支持‘中华民国’，并反对中共进入联合国”。不久，庄莱德复电，称蒋介石正在考虑派副总统陈诚访美。
由于已得知陈诚将要访美，所以美国必须预先确定对中国代表权问题的策略及对蒙古问题的态度。7月28日，肯尼迪、腊斯克、庄莱德、邦迪等召开高层会议。会上，腊斯克建议,“重要问题”策略(理由是中国代表权问题可能影响到美国的利益，并对联合国产生破坏作用)是美国可以选择的最好手段,“它可以为我们提供得到明显的、起阻碍作用的三分之一选票的适当机会”。况且,“‘中华民国’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两个中国’的建议”。肯尼迪认为，只使用“重要问题”策略太露骨!必须设计出一个更为吸引人的方案，从而有利于“重要问题”案以简单多数获得通过。此时，腊斯克提出，瑞典建议的“委员会”方案堪当此任。该方案主张建立一个“委员会”，负责研究中国代表权问题(后增加联合国席位分配问题),然后在第17届联大上提出报告。最后，总统同意了腊斯克的建议。对于蒙古问题，肯尼迪认为，国民党一定不能否决蒙古。腊斯克进一步补充说，如果因此毛里塔尼亚没有加入联合国，“美国就会激怒非洲国家，从而使其计划彻底失败”。同时，肯尼迪表示,“为了能够在中国代表权问题上取得胜利，美国应该搁置对外蒙古的承认”。7月20日，国务院将此事通知汤普森。
根据美台协议，陈诚于7月31日至8月3日访问了美国。第一天，双方代表仅就原则性问题进行了会谈。美国再次肯定了“采取一切手段阻止中共进入联合国”的基本政策，给陈诚等人吃了一颗“定心丸”。8月1日，美台双方进入实质性讨论。会上，腊斯克透露，早晨,他与陈诚已经就“重要问题”方案“取得一致”。接着，双方代表开始讨论蒙古问题。美方认为，其关于蒙古的立场是灵活的。而且，目前它已搁置了美蒙建交会谈(8月11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怀特向新闻界公布了这个消息。对于美国来说，它更关心的是蒙古加入联合国的问题，因为这将影响到中国代表权问题的投票情况。苏联与布拉柴维尔集团已就毛、蒙同时加入联合国达成协议。如果国民党对蒙古加入联合国行使否决权，苏联一定会报复性地否决毛里塔尼亚。这样，势必会使布拉柴维尔集团迁怒于美台，因而投票赞成中国进入联合国。陈诚表示，他完全了解中国代表权与蒙古问题的关系。然而，国民党认为，蒙古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如果蒙古被允许加入联合国，首先会在台湾产生很大的反响;其次还会增加共产党集团的威望，并对铁幕后的人们尤其是大陆同胞产生不良影响。况且，国民党五院已一致通过决议，责成“‘中华民国’政府使用联合国宪章规定的一切方法阻止外蒙古进入联合国”。然而，肯尼迪认为，台湾既想留在联合国，又想置蒙古于联合国之外，考虑到目前中国代表权问题与毛、蒙申请加入联合国的密切关系，“二者不可兼得”。“台湾的一些人可能认为，美国承认外蒙古是间接地承认北京，这是不对的。美国惟一关心的是在中国代表权问题上获胜”。结果，双方无法就此达成协议，只得将其留待以后解决。
经过这次会议，美台终于在阻止中国进入联合国的具体策略上取得一致(9月13月，国务院将此策略作为政策指令通知史蒂文森。而且，美蒙建交问题也已就此搁置。此后，二者之间的矛盾主要集中于台湾对蒙古加入联合国的态度问题，即是否对其动用否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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