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11月间，叶挺离开澳门前往福州，受到了蔡廷锴、蒋光鼐等人的热烈欢迎。在福州期间，叶挺住在蒋光鼐的家中，协助蔡、蒋等进行福建事变的筹划工作。
但是由于蔡、蒋等人的局限再加上蒋介石的重兵围攻，福建人民政府存在两个月后，于1934年1月宣告失败。叶挺也于此时离开福建，返回澳门。
叶挺返回澳门后不久，再次赴香港，加入了李济深、陈铭枢等组织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担任同盟的军委会委员。同盟以反蒋抗日(后改为促蒋抗日)为宗旨。
担任新四军军长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国共两党再次合作。7月间，周恩来赴庐山与蒋介石谈判，途经上海。他和叶挺从1928年在柏林分手，已有10年没见面了。借着这个机会，由潘汉年安排，他们见了一面。要谈的话很多，但周恩来时间很紧，只简短地告诉叶挺：当前他正和蒋介石谈判红军部队的改编问题，待这一任务解决之后，改编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的问题，将会提上议事日程，他希望叶挺能够参加这支部队的改编工作。为此，周恩来示意叶挺可在适当的时候向陈诚、张发奎等表示一下自己愿意领导这支部队，借以取得他们的支持。
“八一三”淞沪战役爆发后，叶挺找到正在上海指挥作战的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陈诚，向他表明希望参加改编南方的红军游击队，并建议成立一支名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的正规部队共同抗日。陈诚听了表示同意，答应由他出面向蒋介石疏通。蒋介石迫于上海危急、南京朝不保夕的严峻形势，采纳陈诚的保荐，再一次被动地接受了我党提出的将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合编为一个军的改编方案。9月28日，在没有征得中国共产党同意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就发出通报，宣布“委员长核定”，“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叶挺提议改编后的部队称为新四军，意在表示继承北伐战争“老四军”的优良传统和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这一点蒋介石也接受了。
蒋介石实际上是企图在冠冕堂皇的“团结抗战”的旗号下，通过对我军的控制、削弱，达到最后消灭我军的目的。他那样痛快点头并抢先任命叶挺当这个军的军长，就是想借助叶挺的手，或者把这支部队改造成国民党的军队，或者把它送上前线，借日寇将它消灭。
鉴于这种复杂情况，党中央和毛泽东在没有充分了解叶挺对我党的路线政策持何种态度之前，并未简单予以肯定，而是相当慎重地与周恩来保持联系，查询“恩来与叶挺究竟谈了些什么”，多次致电秦邦宪和叶剑英，告以“叶挺是否能为军长，待你们提出保证”，并决定请“叶挺来延安商谈”之后“再行决定”。
叶挺也深知情况复杂，向在南京的秦邦宪、董必武、叶剑英等表示，他理解党中央的慎重处理方针，并郑重声明，他完全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战略，完全接受党的领导，愿意到延安去与中央负责同志当面商谈。他还表示，如党中央不赞成他做军长，他仍可辞职。
10月下旬，叶挺离开南京，途经武汉、西安，来到延安。在延安，毛泽东等亲自迎接他，为他设宴接风，多次进行广泛交谈，并陪他到抗大、党校等地观光。
叶挺对他在大革命失败之后走过的这段曲折道路作了自我解剖，再次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战略，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坦诚直率，溢于言表。毛泽东对叶挺在北伐战争中和南昌、广州起义中建立的历史功绩给予高度评价，对他充分理解我党的路线政策和愿意与我党共同抗日的坚定决心表示热烈欢迎。他们的谈话开诚布公，真挚恳切，对于抗战的发展趋势、独立自主原则、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创造敌后根据地等重大问题，都有详尽的探讨，并相互取得了充分的理解和信任。他们还谈了新四军的组建问题。
交谈结束后，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在抗大礼堂举行了一次欢迎叶挺的干部大会，正式宣布了叶挺担任新四军军长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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