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叶挺曾一再抱着自我批判的态度向别人谈起脱党这件事情的教训：“这就是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可耻！”“干革命不容易的。革命路上，随时都会碰上艰难危险，会有挫折和失败，但是，要干就要干到底.不能半途而废！刀放在脖颈子上，也要把革命继续干下去！”
但是，实践证明，当时对于叶挺的无情指责与打击，是完全错误的。周恩来后来曾就此强调指出：“这件事我们应该给叶挺伸冤。”
流亡中得到宋庆龄帮助
叶挺的流亡生活，前段时问主要是在德国和法国度过的。这其间，他的经济来源异常困难，生活十分清贫，不时要出外做些短工，帮老板打零工，秋天就去乡下帮人在果园里采摘果子，这样才能赚些钱来维持生活。
20世纪20年代初，叶挺曾经担任过护卫孙中山和宋庆龄的工作，任警卫团营长；陈炯明叛乱时，叶挺殊死奋战，奋不顾身地掩护过宋庆龄脱险。宋庆龄对此一直铭记在心，叶挺开始流亡后，她十分关心叶挺的处境。当时宋庆龄在苏联，当她听说叶挺的日子比较因难，曾主动寄钱接济他。1929年5月，宋庆龄从苏联途经柏林回国时，特意抽空与叶挺见面，对他的情况十分关心，这使叶挺十分感激。
刚到德国时的叶挺十分消沉，甚至打算从此再不涉足政治，放弃曾经引为骄傲的军事专长，转而从事德文著作的翻译和著述，以此为国家做些贡献，同时作为谋生手段。
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叶挺在柏林加入了德国的一个提倡素食的流派，和一些失意者们一样，吃起素来，大有超脱尘世、修身养性之意。
不久，在莫斯科参加了党的“六大”，又参加共产国际的“六大”的周恩来取道欧洲回国，在柏林看到了叶挺，严肃而诚挚地与他交谈，讲了好多道理和形势，最后批评他：“总不能放弃革命不干。”周恩来的这番话加上知识阅历的积累，叶挺终于明白要打破旧的秩序建立新的国家，不论在中国在外国，都不会一蹴而就，而必须经过多次失败和牺牲，才能获得成功。叶挺也明白了干革命不能只承认成功、不承认失败这个道理。尤其在遭遇不公平对待的时候，既不能意气用事，更不能消极沉沦，否则必将一事无成。
叶挺思想上的这种变化，给他的国外考察研究增添了新的动力，使他又重新关心起祖国的革命事业，并主动与当时正在德国的廖承志等人来往。国民党知悉叶挺流亡德国，也曾利用各种关系利诱他回国为其服务。叶挺“不同意国民党破坏统一战线，也不同意它屠杀共产党人和取缔共产党的政策”，对国民党的利诱断然拒绝。
叶挺在海外期间，在生活相当困难的情况下，还经常到图书馆等处翻阅报刊资料。德国军队当时被称为世界最强大的陆军，所以叶挺特别加以考察，进一步学习新的军事科学，掌握有关工兵等方面的知识，研究爆破技术，准备日后有机会时再返回祖国大显身手。
回祖国投身抗战
“九一八”事变不久，叶挺再也按捺不住对苦难祖国的思念之情，决定立即回国，参加抗日救国斗争。
1932年秋天，叶挺偕夫人李秀文和一岁多的二儿子正明，离开德国，回到澳门。初到澳门后的日子依然相当清贫，要靠一些老朋友接济，以及靠借债或典当才能过日，但这并没有减少叶挺一家的生活乐趣。叶挺夫妇相处得很好，互相体贴、勉励。
叶挺十分疼爱自己的孩子，平日对孩子们从不轻易发火，而是言传身教，耐心教育他们，向他们讲解做人的道理，启发他们要勤奋读书，不怕困难；要热爱祖国，关心祖国的命运。他有时还注意让孩子们独立处理一些事情，锻炼他们的办事能力。空闲时，他便带领孩子们外出旅行游玩，一家人相处得很好，家里充满了欢乐。
叶挺一直没有放弃与党的联系。1933年春，叶挺写信给当年南昌起义的战友、正在上海做地下党工作的阳翰笙，希望他从上海来澳门看看自己，自己有很多心里话想要与他倾诉。
共产党十分重视叶挺的情况及要求，由于斗争紧张，阳翰笙无法离开，便委派张云逸前往港澳，与叶挺取得了联系。以后，党组织又派了郑德来往于澳门与香港之间，与叶挺保持联络。1935年至1936年间，宣侠父奉共产党的命令，在香港从事党的工作。叶挺有时亦从澳门专程到香港，主动找宣侠父等人反映自己的情况及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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