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叶挺曾一再抱着自我批判的态度向别人谈起脱党这件事情的教训:“这就是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可耻!”“干革命不容易的。革命路上,随时都会碰上艰难危险,会有挫折和失败,但是,要干就要干到底.不能半途而废!刀放在脖颈子上,也要把革命继续干下去!”
但是,实践证明,当时对于叶挺的无情指责与打击,是完全错误的。周恩来后来曾就此强调指出:“这件事我们应该给叶挺伸冤。”
流亡中得到宋庆龄帮助
叶挺的流亡生活,前段时问主要是在德国和法国度过的。这其间,他的经济来源异常困难,生活十分清贫,不时要出外做些短工,帮老板打零工,秋天就去乡下帮人在果园里采摘果子,这样才能赚些钱来维持生活。
20世纪20年代初,叶挺曾经担任过护卫孙中山和宋庆龄的工作,任警卫团营长;陈炯明叛乱时,叶挺殊死奋战,奋不顾身地掩护过宋庆龄脱险。宋庆龄对此一直铭记在心,叶挺开始流亡后,她十分关心叶挺的处境。当时宋庆龄在苏联,当她听说叶挺的日子比较因难,曾主动寄钱接济他。1929年5月,宋庆龄从苏联途经柏林回国时,特意抽空与叶挺见面,对他的情况十分关心,这使叶挺十分感激。
刚到德国时的叶挺十分消沉,甚至打算从此再不涉足政治,放弃曾经引为骄傲的军事专长,转而从事德文著作的翻译和著述,以此为国家做些贡献,同时作为谋生手段。
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叶挺在柏林加入了德国的一个提倡素食的流派,和一些失意者们一样,吃起素来,大有超脱尘世、修身养性之意。
不久,在莫斯科参加了党的“六大”,又参加共产国际的“六大”的周恩来取道欧洲回国,在柏林看到了叶挺,严肃而诚挚地与他交谈,讲了好多道理和形势,最后批评他:“总不能放弃革命不干。”周恩来的这番话加上知识阅历的积累,叶挺终于明白要打破旧的秩序建立新的国家,不论在中国在外国,都不会一蹴而就,而必须经过多次失败和牺牲,才能获得成功。叶挺也明白了干革命不能只承认成功、不承认失败这个道理。尤其在遭遇不公平对待的时候,既不能意气用事,更不能消极沉沦,否则必将一事无成。
叶挺思想上的这种变化,给他的国外考察研究增添了新的动力,使他又重新关心起祖国的革命事业,并主动与当时正在德国的廖承志等人来往。国民党知悉叶挺流亡德国,也曾利用各种关系利诱他回国为其服务。叶挺“不同意国民党破坏统一战线,也不同意它屠杀共产党人和取缔共产党的政策”,对国民党的利诱断然拒绝。
叶挺在海外期间,在生活相当困难的情况下,还经常到图书馆等处翻阅报刊资料。德国军队当时被称为世界最强大的陆军,所以叶挺特别加以考察,进一步学习新的军事科学,掌握有关工兵等方面的知识,研究爆破技术,准备日后有机会时再返回祖国大显身手。
回祖国投身抗战
“九一八”事变不久,叶挺再也按捺不住对苦难祖国的思念之情,决定立即回国,参加抗日救国斗争。
1932年秋天,叶挺偕夫人李秀文和一岁多的二儿子正明,离开德国,回到澳门。初到澳门后的日子依然相当清贫,要靠一些老朋友接济,以及靠借债或典当才能过日,但这并没有减少叶挺一家的生活乐趣。叶挺夫妇相处得很好,互相体贴、勉励。
叶挺十分疼爱自己的孩子,平日对孩子们从不轻易发火,而是言传身教,耐心教育他们,向他们讲解做人的道理,启发他们要勤奋读书,不怕困难;要热爱祖国,关心祖国的命运。他有时还注意让孩子们独立处理一些事情,锻炼他们的办事能力。空闲时,他便带领孩子们外出旅行游玩,一家人相处得很好,家里充满了欢乐。
叶挺一直没有放弃与党的联系。1933年春,叶挺写信给当年南昌起义的战友、正在上海做地下党工作的阳翰笙,希望他从上海来澳门看看自己,自己有很多心里话想要与他倾诉。
共产党十分重视叶挺的情况及要求,由于斗争紧张,阳翰笙无法离开,便委派张云逸前往港澳,与叶挺取得了联系。以后,党组织又派了郑德来往于澳门与香港之间,与叶挺保持联络。1935年至1936年间,宣侠父奉共产党的命令,在香港从事党的工作。叶挺有时亦从澳门专程到香港,主动找宣侠父等人反映自己的情况及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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