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一些人还不解气，发展到1932年10月26日，临时中央正式撤销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由周恩来兼任。这次被撤职的会议毛泽东未出席，1956年毛泽东回忆这段往事时说“缺席裁判，一审终审，不许上诉”。(叶永烈《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周恩来兼任总政委，任弼时等还不罢休，又告到上海，说他搞“调和”，但周恩来进行了反驳。中央怕造成分裂，同意由周兼任总政委，为毛泽东以后再起留下了后路。1933年6月，王明去了苏联，博古、张闻天作为代言人到了苏区，加上先前已来苏区的周恩来，实际上中央已等于迁到瑞金。任弼时的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也就自然终止了，不久被调离了瑞金。任弼时紧跟王明、博古等人，在1931年11月的赣南会议，1932年8月的宁都会议，两次无情打击和剥夺了毛泽东的职务，但也没有能取得博古的信任，当他认识到排斥毛泽东是错误时，与博古发生了分歧，随后他自己也被博古免去了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组织部长职务，打发到湘赣区作省委书记去了。(《伟大的战士任弼时》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
博古的到来，开展了进一步的批毛运动，对王明的路线进行了不折不扣的贯彻，毛泽东的日子更难过了。大家要问，毛泽东没有在中央工作，一直远离上海，在江西从事根据地的创建活动，为什么王明、博古等人要残酷打击毛泽东?李维汉说得非常入骨：“毛泽东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威信很高，而王明路线的领导人上台后没有毛主席那么高的威信，所以就‘调兵遣将’夺取军权、党权。”博古来到苏区，自己控制党权，周恩来掌握军权，张闻天分管政权，毛泽东被架空，又派张闻天出任“总理”。1934年1月在第二次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毛泽东的人民委员会主席由张闻天担任，毛泽东只保留一个有名无实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了。1933年2月10日，博古要求毛泽东领导“查田运动”，从最高首长降到了普通干部，可想毛泽东的毅力和胸怀是多么的坚强和宽广。红军离开毛泽东，又开始了第四次反“围剿”，红军指战员深信毛泽东的战术，所以，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仍然按毛泽东的一套策略行军布阵，终于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1934年1月15日至18日，中央在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毛泽东未参加这次会议，王明路线达到顶峰。选出十二位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成为最后一名：博古、王明、张闻天、周恩来、项英、陈云、张国焘、朱德、任弼时、顾作霖、康生、毛泽东。常委四名：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博古原来本意是派张闻天分管政府，实际上监督毛泽东，但经过一段相处，张闻天认为毛泽东思路完全符合当时苏区实际，所以赞成毛泽东观点，倒向毛泽东一边。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开始转移时，毛泽东正在发烧，张闻天及时告诉了毛泽东。多亏了张闻天、傅连障才使毛泽东及时“转移”。为了进行“转移”，1934年10月10日长征时，又成立了一个最高“三人团”，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李德负责军事。长征开始前，博古第一个把项英留下，第二个为陈毅，第三个是瞿秋白。
当时，博古、李德坚持把毛泽东也留下，周恩来坚决反对，这时博古、李德两人又怕留下毛泽东会出问题，带上毛泽东长征便于监督。如果当时把毛泽东留下，中国革命又会是什么样?后果不堪想象。长征初期由于博古、李德等单纯的“逃跑主义”和错误指挥，导致湘江战役大败。中央红军损失非常残重，从发出时的8万人锐减为3万人，全军开始不满。从广昌失败引起怒火，又到湘江失败，博古、李德在红军中的地位完全动摇了。这时毛泽东抓住时机开始露面。湘江失败，毛泽东马上提出要求讨论失败的原因。当时中央的实际指挥中心已归周恩来掌握。在担架上，毛泽东又同张闻天、王稼祥谈心，两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促成了后来的黎平会议和举世闻名的遵义会议。
1935年1月，召开遵义会议时，六届五中全会选出的十二位政治局委员中有6人不在，即王明、项英、张国焘、任弼时、康生，一人死亡，即顾作霖。剩下6位，即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秦邦宪)。候补委员4人：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会议增选毛泽东、陈云为政治局常委；这样，形成了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陈云五位常委。名义上博古还是负总责，但实际上已无人听他的了。当时大家提议毛泽东负总责，但毛泽东说服大家让张闻天负总责。
1935年2月5日，在云南省威信县一个水田寨乡的小村里，博古把权力移交给张闻天。当时周恩来、张闻天再次力荐毛泽东。只要毛泽东一点头完全可以任总负责，但他还是推举了张闻天。理由是张闻天在苏联学习过，与王明、博古是同学，共产国际信任，因而也好得到对遵义会议的认可。遵义会议之后，中国革命的历史从此开始了全新的一页，实现了历史性的大转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