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2月，周恩来从上海到达中央苏区，担任中央局书记，及时制止了当时肃清“朋”团的错误做法。毛泽东此时在党内、军内都无职务，只好携贺子珍及警卫13人“退隐”瑞金东面的东华山古庙中潜心读书。周恩来从上海来苏区后，于1932年1月—亡旬主持会议，会议要求贯彻临时中央攻打赣州和反右倾决议。毛泽东不同意，但彭德怀拍着胸脯说打赣州包在他身上，在20天之内打下来，导致毛泽东的意见被否定。毛泽东走后，红军攻打赣州失败，周恩来请毛泽东火速下山，然而毛泽东在军内无职务，由于林彪、聂荣臻拥护毛泽东，毛泽东便在林彪任总指挥的中路军中以“政府主席”的身份指挥作战，运用战国“围魏救赵”之计，不仅解了赣州之危，而且在漳州取得重大胜利，挽回了红军打赣州的败局，特别是打漳州时搞到两架侦察机，红军有了空军。就在毛泽东指挥红军节节胜利之时，上海的中央，却正在批判毛泽东。而发表批判文章的正是党内“一支笔…‘洛甫”(张闻天)，说毛泽东是“党内的机会主义”者。(此文发表于1932年4月4日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周报》第37、38期合刊上。)张闻天当时紧跟王明、博古，大唱“左”的高调。为什么后来批判王明、博古、张闻天，就是由此而出。公正地说，在第三次反“围剿”中，蒋介石亲自指挥，调动大军30万，而红军仅3万人，兵力悬殊，装备更差，毛泽东采取“集中兵力，诱敌深入”的战术，取得了胜利，中央则批判毛泽东是“单纯防御主义”、“游击主义”，这真是颠倒黑白的胡说八道。
1932年6月17日，苏区中央局召开“汀州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取消东路军、西路军番号，恢复红一方面军建制。谁任总政委，发生了意见分歧，本来无可争议，一开始就是毛泽东。但这时朱德担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如恢复红一方面军建制后，朱德再兼任总司令，总政委当然应恢复毛泽东担任。但周恩来怕中央不同意毛泽东，只恢复了红一方面军建制，不设总政委。由于周恩来到了前方主持军务，所以中央苏区中央局由后方任弼时主持工作，担任代理书记。当时苏区中央局“三人团”提出由周恩来兼任总政委。周恩来在前方，他怕毛泽东过于难堪而拒绝了由自己兼任。后来周恩来发现毛泽东以“政府主席”身份随军确实不方便，而这时王稼祥经过赣州失败和漳州胜利，再加上他也到瑞金郊外东华山养病，与毛泽东接触比较多，对毛泽东的许多看法表示赞同，因而转变了观点，认为应该起用毛泽东。所以，用周、毛、朱、王四人名义联合致信苏区中央，要求取消政府主席一级，改设总政委，军队指挥权归总司令总政委，决策权归中革军委，实际是朱德，而军队行动方针决定权归周恩来。但这种意见又被苏区中央局否定，坚持要周恩来兼总政委，周恩来又以个人名义再次申明理由，最后于1932年8月8日才以中革军委通令，任命毛泽东为总政委，落款为朱德、王稼祥、彭德怀。毛泽东复职后，前后方矛盾加大，前方最高军事会议由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组成，后方苏区中央局由任弼时、项英、邓发、顾作霖组成。由于周恩来、朱德、王稼祥非常尊重毛泽东，所以前方的核心人物实际上是毛泽东。王稼祥作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王明的同学，忠实的拥护者，自来苏区后，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常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深为毛泽东的能力而折服。后方核心人物实际上是任弼时，任弼时作为“三人团”之一，进入苏区担任中央局组织部长，唯王明、博古马首是瞻。任弼时一再反对毛泽东，后来成为毛泽东的拥护者。后方认为毛泽东复职等于‘‘右倾”上台。发展到1932年9月26日前后方矛盾白热化，朱、毛发了训令，得到周恩来同意，着手准备迎击国民党四次围剿，电文发到后方，任弼时大为恼火，坚决反对，要求攻打大城市，前方认为“瞎指挥”，置之不理，后方要求召开会议批判毛泽东。毛泽东的厄运．再一次降临。
第四次：宁都回会议
第四次遭受打击是1932年10月上旬的宁都会议，毛泽东再次被剥夺军权面对当时敌我双方形势，后方苏区中央局要求贯彻“左”倾路线，攻打大城市，尤其想夺取南昌，幻想在南昌作首脑机关，看不起瑞金。毛泽东等认为不能鲁莽行事，命令红军就地发动群众，准备迎击国民党第四次对苏区的“围剿”，后来虽然离开了毛泽东，第四次反“围剿”胜利也用毛泽东这种办法。但后方中央局大为恼火，同时又收到临时中央的指示电，命令前方停止活动，他们立即赶到前方要求开会，因此有了党史上的于1932年10月上旬召开的“宁都”会议。中央党史上对这次会议讳莫如深，是因为此次会议集中批判毛泽东，并撤掉毛泽东的职务，是中共党史上最“黑暗”一页。
宁都会议于1932年10月2日至12日召开，当时周恩来在前线脱不开身，会议开始由任弼时主持，后来周恩来虽然赶回来参加会议，但没有坚决反对任弼时等人的错误意见，致使后方首脑占了上风。也许周恩来顾虑后方首脑有王明把持的上海临时中央支持，王稼祥由于转变观点支持毛泽东，也被项英取代，重新组成任弼时、项英、顾作霖的新“三人团”。毛泽东此前主张打漳州，反对打赣州，结果赣州失败，漳州获胜，实践证明毛泽东意见和指挥都是正确的。然而后方首脑反而颠倒是非，宁说是打赣州输了也对，打漳州胜了也错，真是强盗逻辑。他们荒唐地把“诱敌深人”说成是“等待主义”，把“避其锋芒”说成是右倾。为了抵制任弼时等人的错误做法，王稼祥同志拍案而起，作了惊人发言，坚决支持毛泽东。他说：“我也是六届四中全会后由中央派来苏区的，我对中央指示也一直是服从和执行的。但是，我从几次反‘围剿’的胜利中，以及从攻打赣州的教训中，逐步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主张，是符合红军和苏区实际情况的，他提出的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已经被实践证明为行之有效的，他的指挥决策也一直被证明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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