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提出了三条反对看法：第一，他认为党管一切，共产主义中实在找不出来，并说这种口号“是违背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所以，他不同意“党管一切”的说法；第二，他认为红四军坚持的根本原则不是“一切工作归支部”，而是“一切工作集中于前委，前委对外代替群众机关，对内代替各级支部”，“这样何尝有工作归支部呢?”第三，他认为毛泽东作为前委书记对中央和省委指示也不认真执行。由此引发了更大的争论。争论焦点在红军中究竟实行“由上而下的家长制”还是“由下而上的民主制”。毛泽东的领导被认为是“家长制”。面对蒋介石调集闽粤赣三省敌人向红军发动“会剿”，党内、军内却是在激烈地无休止地争论，为了统一认识，1929年6月22日在福建龙岩召开了红四军“七大”，导致了毛泽东落选，陈毅被选为前委书记。毛泽东被迫离开部队之前，再次发言重申，“根据我们历来的实际斗争中间的经验，加强这个政治领导，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军队要做群众工作，要打仗，要筹款；至于对我个人有许多批评，我现在不辩，如果对我有好处，我会考虑。不正确的，将来会自然证明他这个不正确”，体现了毛泽东的伟大胸怀。会后他带领谭震林、蔡协民、江华、曾志等到地方指导工作，在上杭县蛟洋。对于毛泽东来说，离开自己一手创造的红军，到没有固定根据地的“流动后方”，实际上是“靠边站”，比上一次“开除党籍”更为难受。因为“开除党籍”之后，毕竟还担任师长。祸不单行，建山区使毛泽东患上了恶性疟疾，徘徊在死亡线上。落选和患病的双重打击，把毛泽东的政治生涯推向低谷。国民党乘机造谣说毛泽东已死于肺结核。消息传到莫斯科，也误认为毛泽东已经病死。
1930年3月10日产国际公报《国际新闻通讯》刊登1000多字的讣告，说毛泽东在福建死于肺病，指出：“据中国消息，中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同志，因长期患肺结核而在福建前线逝世。毛泽东同志是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最害怕的仇敌。自1927年起，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就以重金悬赏他的头颅。毛泽东同志因病情不断恶化而去世。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名布尔什维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战士，毛泽东同志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中国的工农群众将永远铭记他的业绩，并将完成他未竟的事业。”(《中国共产党大典》342页，红旗出版社)当时周恩来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军委书记，是党内最高军事首长。因为从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设立军事部，周恩来就开始担任部长。
红四军“七大”之后，陈毅到上海向周恩来汇报。由于周恩来、李立三、陈毅三人都是留法同学，周恩来听了陈毅汇报之后，起草了“九月来信”，肯定了毛泽东的做法，批评了红四军“七大”“极端民主化”倾向。再加上失去毛泽东之后红四军又在进军广东东江时吃了败仗，士气低落，大家非常怀念毛泽东，中央对“集权制问题”给予了肯定。陈毅立即返回传达了周恩来指示。毛泽东历时半年之后于1929年11月26日又在红四军恢复了前敌委书记职务。毛泽东返回红军后，为了统一思想，于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召开了红四军“九大”，也就是著名的“古田会议”，进一步明确了我军的建军原则，毛泽东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中国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杜1983年版)对于这第二次打击，毛泽东于1956年9月10日在党的Jk大”预备会上讲道：我想同志们中间可能也有多多少少受过冤枉受过委屈的。对于那些冤枉和委屈，对于那些不适当的处罚和错误的处置(如把自己打成什么“机会主义”、撤销职务、调离职务等等)，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从此消极，很气愤，很不满意；另一种态度是把它看作一种有益的教育，当作一种锻炼。你晓得，这个世界就是这么个世界，要那么完全公道是不可能的，现在不可能，永远不可能……(《党史文献》1991年第3期)红四军“九大”之后，毛泽东指挥红军打败了国民党10万大军，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毛泽东在党内、军内声望大增。1931年5月，毛泽东接替项英任中央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同年6月20日，又接替项英任中央苏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项英为副主席，叶剑英为参谋长。这样，毛泽东便成为苏区党和红军的双重最高首长。当然，这种地位主要是毛泽东在实践中用胜利业绩创造的，也有中央1931年1月7日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上台，派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为“三人团”，到中央苏区工作支持的结果。因为“三人团”是执行王明路线否定瞿秋白的路线，而项英是六届三中全会后瞿秋白的代表，所以项英被否定。
第三次：被剥夺党内和军内职务
第三次遭受打击是1931年11月的赣南会议，被错误地剥夺了党和军队的职务当毛泽东意气奋发地领导红军打败蒋介石对苏区的三次“围剿”之后，他的功绩和威望在红军中已经深受大家尊敬和赞许。奇怪的是，在1931年11月的“赣南会议”上被剥夺了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中央苏区军委书记职务，成了专搞地方工作的苏维埃临时政府主席，“毛主席”，一词从此而诞生。在中共党史上，为什么宣传毛泽东同志为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主席很少，就是因为受到不公正的打击。当时军事活动是主要的，根据地及后方工作是次要的，没有实际意义上的“政府”可言。1931年11月19日至27日，苏区“一大”召开，毛泽东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和临时政府主席，副主席为项英、张国焘。这种安排也不是当时“左”倾路线执行者的本意，毛泽东完全是靠他在党、人民、军队中的威信而被公认之后推选的。这一段是毛泽东辉煌成绩被无端否定，心情蒙受强烈打击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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