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丝毫没有责备之意，他和颜悦色地对贺子珍和工作队的同志们说：
“调查研究也是一种学问，学一学也就会了。”
于是，他结合自己多年来的体会，风趣地谈起应该如何搞调查研究来。首先是调查者自己要心里明确这次调查的目的是什么，调查要紧紧围绕这个目的进行，否则，费了很大劲收集到的是一堆无用的材料。另外，要特别注意调查研究的方式、方法，对不同的调查对象，要用不同的方法。对有的人，比如说对土改的积极分子，可以开门见山，把问题直截了当提出来；要是向富裕中农作调查，就要转两个弯，因为他们的肚肠也有几个弯。
贺子珍睁大眼睛听着。她从没有想到过调查研究还有这么多的讲究。一种发自内心的敬佩之情，不禁油然而生。接着，毛泽东提出开几个调查会，请工作队帮助组织、安排一下。贺子珍自告奋勇地承担了这个任务。她心里暗暗地想：“这可是个学习的好机会呀!”
汇报会之后，贺子珍一面帮助毛泽东组织安排调查会，一面悄悄地留心观察毛泽东的工作方法。
她发现，毛泽东每天晚上总要一个人在油灯下工作到深夜，把当天的情况汇总起来，写出第二天需要的调查提纲，做好充分准备。调查会开起来，他亲自主持，亲自记录，把每个人谈话的要点都记录下来。
贺子珍还发现，毛泽东虽然准备了调查提纲，却没有完全按照提纲提问题，而只围绕这些问题，根据不同的调查对象，从不同的角度提问题。贺子珍觉得，每次参加毛泽东主持的调查会，都有不同的收获。
毛泽东在塘边村作深入调查的同时，还到附近的村庄去了解情况。他了解的内容，有农村土地分配情况，也有工商业分布、生产、销售的情况。以后，毛泽东根据自己掌握的资料，写了一个报告，也就是后来他为之十分惋惜的那份被丢失了的《永新调查》。
《永新调查》，贺子珍曾经看过。几十年后，她还记忆犹新地对笔者说：“里面主要谈了经济方面的情况和问题，有关于土地革命方面的情况，也有对工商业政策的意见。当时，有的人实行过左的政策，对工商业者的财产，采取没收的政策。毛泽东实地作了调查后，纠正了这个错误。《永新调查》是毛泽东在宁冈写的，写好以后曾经油印出来，发到井冈山各个团。”
这时，在塘边，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
有一天，一支外县的地主保安队突然向塘边村袭来。四五十名全副武装的敌人，以密集的枪弹向守在要道上的塘边暴动队发起进攻。
塘边地处在遂川、莲花和永新三县的交界。虽然永新的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但塘边附近几个县仍是敌人的天下。从塘边逃出去的地主向附近的保安队报告说，共产党有个中央委员毛泽东在这里活动，蒋介石正以五万大洋作悬赏。“捉拿毛泽东!”保安队这些家伙贪财心切，立即纠集起来向塘边发起突然袭击。正在堂屋同毛泽东分析调查材料的贺子珍，听到枪声和暴动队员的报告，不禁大吃一惊。她知道，塘边附近有一个连的红军，还有毛泽东的一个警卫班。但是，因为事前没有料到会发生意外，队伍全部分散到各个庄子去做群众工作去了，一时无法集中。暴动队员大部分没有枪，只有梭镖，光靠他们能不能顶住保安队的火力，实在是个问题，万一顶不住，毛泽东的安全就没有保障了。
要是毛泽东出了什么事……贺子珍越想越紧张，脑子全乱了。
她抬眼看看毛泽东，他却非常沉着冷静，仍然慢条斯理地抽他的烟，稳稳地坐在那里，似乎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事实上，毛泽东正在分析眼前的局势。贺子珍想到的，他都想到了。他觉得，来者是敌人的先头部队还是一小股保安队，尚未搞清楚，这一仗如果冒险去打，有可能陷入被动，危及塘边人民的安全。
于是他果断地作出决定：“通知村里的群众，马上撤出村子!”
塘边村地处在群山之中，走出村落就是山，村里的干部和群众很快都撤到山上。毛泽东同贺子珍，还有老婆婆一家，一起上了山。
他们隐蔽在密林深处，注视着敌人的动向。敌人进村后，找不到人，知道这里的百姓已经有了准备。他们人数不多，怕中了红军的埋伏，不敢久留，在村子里抢掠一阵子就走掉了。
这次遇险，虽然不算什么大的事情，但在贺子珍的生活中，却是一次关键性的、有决定意义的事件。
她亲眼目睹毛泽东在危急的时刻，竟是如此的镇定自若，沉着应付。而这种冷静、自信和力量，正是她所缺少的。在同毛泽东的接触中，贺子珍常常拿自己同毛泽东相比，每次相比，都感到自己年轻幼稚，同时感到在毛泽东的身上，不仅有丰富的斗争经验，而且有无穷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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