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12月，婉容向北京“临时窝窝头会”捐赠大洋600元，以赈济灾民，受到社会各界的赞誉。1931年，反常的气候造成“南起百粤北至关外大小河川尽告涨溢”，全国性的大水灾。当时全国受灾区域达16省，其中长江中下游及淮河流域的湘、鄂、赣、浙、皖、苏、鲁、豫8省灾情极为严重，是上个世纪受灾范围最广、灾情最重的一次大水灾。出宫已久的婉容，看到这样的洪涝灾害，立即捐出自己的珍珠项链及大洋。1931年盛夏时节，长江两岸数省发生严重水灾，当时溥仪捐赠一栋楼房，婉容捐了一串珍珠以贩灾民。这件事当时在社会上引起了轰动，京、津、沪的报纸也相继刊登了“皇后”的玉照和她所捐赠的珍珠项链。《大公报》以“溥浩然夫人捐珍珠贩灾”为题做了专题报导，原文如下：
——“昨日下午(一九三一年旧历八月初九)陈曾寿先生至本社，据谈溥浩然夫人对江淮灾民极为关切，久思加以赈济，只以手乏余资而末果。至昨为本社代收本埠赔款之最末一日，溥夫人遂慨然将其心爱的珍珠一串捐出，托陈先生送至本社变价助赈。并以鄂省灾情最重，嘱以珠价赈鄂，此珠串共有一百七十二颗，当初系以二千五百元购得。当由本社同仁偕同陈先生至金店变卖，因市价与原价较差，末便贸然处置。侯商得溥夫人同意再行办理。珠串现存本社，附图即此珠串之写真。溥浩然先生方以楼房助服，溥夫人复捐珠串为灾民续命，仁心义举……社会上云阔太太不乏富逾溥夫人者，益闻风兴起。”
——1931年11月，溥仪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策划和诱骗下，独自一人秘密离津，逃往东北。两个月以后，婉容在日本人的诱骗下，由天津转道大连再转至旅顺与溥仪团聚，但此时的溥仪确成为听任日本帝国主义摆布的傀儡，从此她自已也落入阴谋的陷阱。在长春，婉容一切都要听从日本人的安排，她的一举一动都受到秘密监视，甚至不能走出大门一步。婉容不堪忍受日本人的欺辱，决意逃出那个人间地狱。
——在原国民党第一任外交部长顾维钧回忆录里有这样一段记载：“我们在大连停留了一夜，发生一件有趣的事。我的一个随从人员过去在北京当过警察，是我的四个卫士之一。由于1925年的炸弹事件，他留了下来给我保镖。他是北京人，在北京认识很多人。当我在大连一家旅馆里吃午饭时，他进来说，一个从长春来的满洲国内力府的代表要见我，有机密消息相告。我起初犹豫，因为他说的名字我不熟悉。但是我的随从说，他在北京认识这个人，可否见见他。他告诉我，此人化装为古董商，以免日本人注意（也许他当过古董商）。我出去走到门廊里，我们停在转角处。此人告诉我，他是皇后（长春宣统皇帝的妻子）派来的。他说因为知道我去满洲，她要我帮助她从长春逃走；他说她觉得生活很悲惨，因为她在宫中受到日本侍女的包围（那里没有中国侍女）。她在那里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和告密。她知道皇帝不能逃走，如果她能逃走，她就可能帮他逃走。我为这故事所感动。但是我告诉他，我的处境不能替她做什么事，因为我在满洲是中国顾问的身份，没有任何有效方法来帮助她。虽然如此，我得到一个明确的概念，知道日本人都干了些什么，这个故事可以证实日本的意图。”自这件事以后，婉容并没有气馁和放弃再次逃跑的机会。1933年的8、9月期间，当时伪满立法院赵欣伯的妻子准备赴日，婉容便托她帮忙东渡。婉容认为，只要她能逃走，就一定会帮助溥仪逃走，可此事万没想到，被当时正在日本的三格格发现，她写信告知溥仪，结果逃跑又成为泡影。从此，婉容再也没有找到逃脱的机会，生不如死的她，便选择了自我毁灭。
——婉容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的生活，社会动荡带给她心灵的冲击，生活变故带给她的巨大的震动，以及后来一系列不尽人意、失去人身自由的流亡生活给她造成的精神创伤，使她的一生极富变化和戏剧性，同时也使她的人性扭曲乃至发生变异，她陷入了深层的内心痛苦和重围中无法自拔，直至含冤离世。
——婉容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而这个悲剧又是无法避免的，是万恶的封建王朝和日本侵略者将她推向了历史的深渊，她是历史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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