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蒂文顿起初还试图狡辩，后来不得不承认了违法事实。史蒂文顿以处理财产为借口，要求延长三日，但我方指出财产可委托代理人处理。最后，史蒂文顿还是在11月1日下午6时，按要求离开了沈阳。
周恩来与史密斯的握手事件
1954年为处理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召开的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第一次以大国身份参加的重要国际会议。鉴于当时紧张的中美关系，中美代表在会议上的接触是比较敏感的事情。
日内瓦会议上“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拒绝与周恩来握手”之事曾在各种文字中广为流传，但在此次公开的外交档案中，并无关于此事的记载，倒是当时的美国副国务卿史密斯在与周恩来握手一事上表现出的偏狭小气、颇多顾忌，在档案中有生动的记录。
日内瓦会议的第二阶段，进入讨论印度支那问题，当时美国代表团的团长是副国务卿史密斯。7月18日召开了第23次限制性会议，在下午会议休息期间，史密斯自己找到周总理的秘书、翻译浦寿昌谈事情，一旁的周总理主动向前与史密斯打招呼，并伸出手来，但史密斯却只回应了总理的招呼，对总理伸出的手“未做表示”。
随后不久，在周恩来与法国总理孟戴斯·弗朗斯交谈的时候，史密斯凑过来自我解嘲似地插话说：每次我走近周恩来先生，记者就会说我和周恩来先生握了手。周恩来随即说：我刚才已经伸出手来了。史密斯说：刚才我一手拿烟，一手拿杯子，下次伸得比你还快。
7月21日，最后一次大会后日内瓦会议闭幕。会议结束后，周总理步入休息室，史密斯趋前向总理说：“我刚才怕讨论下去，又要发生分歧，这样简短地结束很好。”总理此时又向史密斯伸出右手，但史密斯却急忙用右手握住总理的左臂，以避免握手。
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总理曾两次向美国代表伸出手，表现了一个泱泱大国自信大度的风范，但美国代表史密斯却想出各种办法避免与周总理握手，还要用种种托辞掩饰，处处被动小气，顾首顾尾，实在不是什么高明的、有大家风范的举动。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
1955年，在中国代表团参加亚非万隆会议前夕，美蒋特务一手制造了旨在谋杀周恩来总理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坠毁事件，震惊世界。
“克什米尔公主”号是一架印度客机，由我方包乘，从香港起飞，原计划周总理乘坐该机飞往万隆参加亚非会议。但因为一些新出现的情况，周总理临时改变了行程，由中国代表团一些工作人员和记者11人乘坐该机，与印度方面的8名机组人员飞往万隆。4月11日下午6时半，飞机在北婆罗洲上空爆炸失事，我方人员全部遇难。
事件发生后，我方立即指出，这是美蒋特务制造的一起暗杀事件。当时我国与英国已有代办级外交关系，12日清晨，我外交部欧非司副司长张越即约见英国驻我国代办杜维廉，要求港英当局迅速调查，破获此案。但是从当时的谈话记录可以看出，杜维廉对我方的要求抵触很大，反复强调，你们现在就判断这个飞机失事属于人为破坏，没有证据，为时太早。
4月26日，我外交部部长助理何伟召见杜维廉，敦促对方抓紧破案。但英国方面仍然采取抵触、拖延的态度，一再表示没有证据，并要求我方把掌握的情报提供给他们。事实上，英国方面根本无心破案，只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刺探我方的情报工作。
在这种情况下，7月13日和8月13日，周恩来总理两次亲自召见新任英国驻华代办欧念儒，把我方情报人员掌握的大量证据向英方摊了牌。在谈话中，周恩来直截了当地指出，制造“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坠毁事件的主犯就是香港机场的地勤人员周驹。周恩来还具体说到，周驹在出事前有一个礼拜没上班，就是去接受使用、安装定时炸弹的训练。甚至连谁送定时炸弹给周驹、谁和周驹一同接受了训练，周总理也一一告诉了对方。周总理还指出，真正的主犯是美蒋特务驻香港站的站长，名叫赵斌成，又名赵建中，正是这个人收买并训练了周驹。
事件发生后，港英当局也抓了一部分人去审问，但当时美蒋特务在香港的势力盘根错节，其中两个负责审问嫌犯的人李洛夫、李福基也是美蒋特务，经常把审问情况向台湾方面汇报。
由于港英当局总是以证据不足为借口拖延案件查处，周驹这个人后来逃跑了，其他几个嫌犯也被冠以“证据不足”没有定罪。但美蒋特务卑劣的暗杀阴谋早已大白于天下。
以上提到的几个事件，只是此次公开的外交档案中反映的一小部分。开放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供阅读和研究，对于了解新中国初期的外交历史，会是大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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