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年前的3月19日第一次去台湾出差，我就碰上惊天大案，陈水扁总统遇刺！同行的台湾济同事，异口同声认定是民进党的对手干的，因为国民党历史上就最擅长于采用暗杀手段来达到其政治目的。大家十分担忧台湾陷入动乱的困境。选举结果陈水扁以近3万张票之微差胜出。选民同情，令他得以扭转逆势，在最后的一刻以些微之差反胜国民党的连战，成功连任。事后，疑凶据传一一死亡。到底是谁开的枪？有何动机？是否有人指使？为何这样及时？尽管连圈的疑问至今没有答案，但人们心中有数这是陈水扁为扭转劣势局面的自伤。

　　这不能不令人91年前发生的宋教仁3.20血案，因为两案有很多相似之处。

　　封建专制刚被推倒，共和国刚建立，民国初年的人们渴望和平、民生和民主，渴望新的共和与民主制度，袁世凯正在为此努力时，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枪杀“暗杀大案”，死者就是民国初年大名鼎鼎的国民党领袖宋教仁。宋右腰中弹一颗，弹头有毒，伤势十分严重，抬到医院抢救无效，于第二天凌晨四点逝世。与射杀陈水扁的子弹不同，杀宋的子弹有毒，说明暗杀者是非要宋的命不可。

　　宋教仁是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是国民党的领袖人物，是当时国民党内与孙中山平起平坐的领袖。宋教仁是国民党内唯一在治国安民理念、治国路线图和许多观点上与袁世凯相同的领袖，也是唯一愿与袁世凯合作的领袖。宋教仁反对孙中山的“暴力革命”，主张进行议会竞争，是个“议会迷”，是个和平主义者。宋主张停止一切运动，来专注于选举运动，“今革命之事毕也，而革命之目的则尚未全达，是何也？不良之政府虽倒，而良政治之建设则未尝有也。”“先定宪法，后举总统。不能因人以法迁就之；也不能因人以法束缚之”，主张三权分立。宋教仁主张中国和平变革与和平过渡，他热切希望在中国实行议会政治和政党政治。应该说，宋教仁的活动都是有利于北京民国初年共和制发展的，是袁世凯最得利的治国能臣和团结合作的助手。

　　然而，宋教仁的主张与国民党的一些人发生了冲突。宋教仁虽与孙中山都是同盟会的领袖，但在同盟会内，孙中山是一个暴力革命派，与宋教仁议会民主派相对立。宋教仁与孙中山的矛盾是由来已久，宋与孙在治国安民理念、治国路线图和许多观点上分歧很大。

　　宋教仁不仅年富力强、精力充沛、能说会写，既擅长演说，又善意政论，常常下笔千言，立马可得，北京民国后宋教仁的主张开始得到同盟会大多数人的拥护与支持，于是，宋教仁一时成了同盟会中最有号召力的领导人物。1912年7月21日，宋教仁被选为总务部主任干事，负责全党事务。在宋教仁的主持下，同盟会进行了大规模改组。宋教仁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党、共和实进会等几个党派，共同合并为“国民党”。为了成为议会党，国民党的纲领放弃了同盟会“平均地权”的暴力主张。同盟会改组成国民党，宋教仁成了国民党的九人理事之一。尽管孙中山是国民党的理事长，但是此时此刻的影响力大大下降，孙中山被视为国民党内的“暴力派”，议会政党时期已无影响力，不得不又离开北京到日本去了。孙中山走后，黄舆也回湖南度岁。宋教仁成了代理理事长，便成了国民党的实际负责人。

　　宋教仁的临终遗言是给袁世凯的“望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确立不拔之宪法，则仁虽死犹生。”可见宋教仁对袁世凯信任度、支持度和拥护度之高。

　　出现如此之大血案，无疑对刚刚建立的共和民国是一个重大破坏，不仅影响了当时的政局，也影响了以后中国的政坛。听到宋教仁被刺后，袁世凯痛心地说：“确唉！这事咋么好！国民党失去宋遁初，少了一个大主脑，以后越难说话。”

　　宋教仁被刺后，有人认为是袁世凯谋杀了宋教仁，袁世凯的目的是为了清除“政治对手”，其实着说法没有根据。袁世凯一直非常重视与宋教仁的关系。袁世凯曾打算委派宋教仁当日本大使，宋教仁反对孙中山提出的迁都南京的作法，宋教仁还是袁世凯任命的政府内阁成员的农林总长。袁世凯想任命宋当内阁总理，但不迷恋权力的宋教仁不干。袁世凯放着竞争对手黎元洪、孙中山、黄舆不杀，又何必去杀一个不要权力的自己的支持者呢？这是说不过去的。更何况国会刚刚成立，袁世凯需要的是国家的团结与稳定，需要南北和平，为什么要在着关键时刻自己寻找内乱，自己把“屎盆子往自己头上倒”。

　　张永东在《百年之冤-替袁世凯翻案》一书写道：……宋教仁血案的主谋很清楚，陈其美、应桂馨、洪述祖都是共进会成员，他们不满宋教仁对国民党的领导，而陈其美则更是对宋教仁的“议会党”改组不满，刺杀宋教仁对孙中山、陈其美来讲真是“一举两得”。既能煽起人们对北京政府的不满，又能清除自己的“政敌”。宋案最大的赢家是孙中山与陈其美，他们既清除了党内的“政敌”，又起到了煽动反对北京政府的目的，后来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就是他们目的大暴露。

　　宋教仁3.20大血案与陈水扁3.19肚皮擦伤案两案的主要相似之处，一是暗杀都是自己人干的，不是对手干的；二是通过暗杀，暗杀主谋都得以彻底扭转逆势，在最后的一刻反胜，成功连任舵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