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我们从旅顺起飞，拂晓飞抵石家庄附近的原日本军用机场。到场迎接的是朱德总司令、政治局委员任弼时和翻译师哲。从这里乘缴获的汽车行驶160-170公里来到党中央和革命委员会所在地--位于山沟里的西柏坡。头两天毛泽东介绍了中国革命的历史和在中国共产党内曾发生过的派别斗争。在后几天会晤中他也常常提起中共党史上的这些问题，讲了许多他怎样艰苦地同左右倾作斗争，因为王明的行为党和军队怎样受挫(王明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后来又怎样纠正了错误，派别分子怎样杀害中共党员干部，而他本人如何幸免于难，他曾被开除出党，曾想杀掉他等等。但从王明和李立三被揭露以后，毛泽东(用他自己的话讲)与自己的同志们一起工作得很好，终止了杀害党的干部。他一直赞成党内讲宽宏大量，认为不应该因意见分歧而被赶出中央，不应该进行迫害。
毛泽东讲，就是这个王明起了不好的作用，但我们仍把他留在中央委员会里，仍住在中央驻地，尽管实际没有任何工作。他非常详细地讲述了王明的错误。显而易见，他想试探一下我们怎样对待王明，我们有没有意图依靠王明或听取他的意见。我清楚毛泽东和王明之间的分歧，所以就没有过多谈论他。还在莫斯科就已商量好，我不同王明见面。在同毛泽东谈话时，他一次也没参加，也不想和我见面。
同毛泽东和其他中共政治局委员所讨论的某些问题值得引起注意：
一、当我问毛泽东他想什么时候夺取中国主要工业中心南京、上海等大城市时，他回答说不着急。他说，“还需要一两年时间，我们才能从政治上和经济上完全掌握中国”，暗示在此之前战争不会结束。
同时，他表示了这样的想法，他们避免夺取大城市而努力占领农村，如不想夺取上海。他说上海是大城市，而中国共产党没有干部。中共主要是由农民组成的。上海的党组织很弱。最后，上海生活依靠运进原料和燃料。如果他们夺取上海，燃料却无法运进来，工业停顿，失业增加，这将使居民生活变得很糟。中共必须培养干部，而且已着手做了。等干部准备好了，他们即将夺取上海和南京。
根据我离莫斯科之前我中央确定的立场，我反驳了这一点。我指出，他们夺取大城市越快越好，干部是在斗争中成长的。至于上海的粮食和原料问题，迟早会提出来。况且，夺取上海会严重削弱蒋介石而为共产党人提供一个无产阶级的基础。
二、毛泽东对共产党组织中的无产阶级成分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中共对城市和工人阶级的关注不如对农民重视。这种立场同以前共产党和军队在山区活动远离工人阶级中心有关。时代变了，而对工人的态度依旧。这一点，从会谈记录中可以看出来，比如，毛泽东曾满意地指出，“共产党在农村有无限的影响，在那里没竞争对手。在这方面，蒋介石对待农民的政策帮了共产党人的忙。在城市则是另一回事了。在城市的学生中间，共产党有很大的影响；在工人中间，国民党的影响大于共产党。比如上海有50万工人，在打败日本之后，共产党活动已经合法，可它只在20万工人中有影响，其余都站在国民党一边。”
毛泽东以下的谈话也值得注意：“中国农民的觉悟比所有美国工人和许多英国工人都高。”
三、遵照中央指示，我劝说毛泽东不要拖延建立中国革命政府，应在联合的基础上尽快建立，这样有利。比如，占领南京或上海之后立即宣布成立新的革命政府。这在国际关系中也有利。建立政府之后，共产党就不再是游击队而是作为政府在行动了，这样会有利于进一步对蒋介石的斗争。
毛泽东认为，不应急于建立政府，甚至说，没有政府他们生活得更好。说什么如果有政府则是联合政府，这意味着要在其他党派面前为自己的事情负责，这将使事情变得复杂。现在他们行动就像一个革命委员会，不依赖于其他党，尽管同其他党派保持着联系。毛泽东强调，这将帮助肃清全国的反革命分子。在这件事情上，他很固执，并证明说，不能在夺取南京后(预计在4月)立即成立政府，而是在6月或7月。我则坚持说，过分拖延成立政府会削弱革命力量。
众所周知，政府于9月30日成立。
四、关于旅顺口。毛泽东说，一位女资产阶级活动家找到他，提出了一个问题，说革命政府在中国掌权之后，对苏联来说再继续保留旅顺口的海军基地已无意义，对中国来说收回这个基地则是一件大事。
毛泽东说，他认为这样提出问题不准确。这位妇女不懂政治。中国有共产党，苏联也有，但这并不排除而是完全可以让苏联的基地继续在旅顺存在。因此，他们(中国共产党人)赞成继续保留这个基地。美帝国主义呆在中国是为了压迫，而苏联留在旅顺是为了保护中国防御日本军国主义。当中国真正强大起来能防御日本侵略时，苏联就无需保留旅顺基地了。
我中央和斯大林对此有另外的立场。如果中国政府是共产党的政府，则苏联在那里不需要有基地。我向中国同志陈述了这一立场。斯大林收到我关于中方对这一问题立场的汇报后，于1949年2月5日致电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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