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苏共的政治绝唱：《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为了应付眼前的危机，苏共中央提议召开第二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1990年7月2日，苏共二十八大召开，戈尔巴乔夫在大会上做了《沿着改革的道路继续前进》的报告。该报告驳斥了对改革的一些指责，但重申了“苏共是坚持社会主义选择和共产主义前途的党”的原则。这次大会上争论激烈，各种派别纷纷阐述自己的观点，措辞尖刻，气氛十分紧张。
这次大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进行了总书记的差额直接选举。结果，戈尔巴乔夫以3411票赞成、1116票反对，即赞成票占75%的结果再次当选总书记。而进行副总书记的选举时，利加乔夫只获得了18%的选票而落选，伊瓦什科当选为副总书记。利加乔夫表示，他与戈尔巴乔夫的分歧是策略性的分歧，而不是战略性的分歧。
叶利钦则继续进行他对党的破坏活动，提出了要没收党的财产、追究反酗酒运动的责任、苏共解散在国家机器中的组织、还要求共产党改名等，他的报告引起了代表们的反感。戈尔巴乔夫要求叶利钦澄清其反党言论，于是叶利钦和“民主纲领派”要求退党。大会立即对撤消叶利钦的二十八大代表资格问题进行表决，结果94%的代表支持将叶利钦开除出党。
苏共二十八大有失有得。所得是：多数代表仍然认同改革路线，在完全民主的情况下投票选举戈尔巴乔夫为总书记，通过了名为《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纲领性声明，反映了多数苏共党员仍然认同改革路线和社会主义道路，苏共在危机时刻仍可以实现团结；将叶利钦从苏共队伍中清除出去，减少了党内激进民主势力的活动。而所失是：这次大会没有制订出应对危机的切实方案，而且苏共联邦化成为现实，削弱了苏共战斗力。
对于苏共二十八大的纲领性声明《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我国一些人评价几乎全部是负面的，但多年以后当我重读这份纲领时，我却不这么看。首先，该纲领是在代表们民主表决的基础上通过的，代表了多数党员的真实意愿；其次，该纲领是苏共用自己一百年的革命经验与教训写出的回顾、反思与期望，杜鹃啼血，字字珠玑，几乎每一行都凝聚着千百万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的鲜血、眼泪和心声。这是苏共留给我们的、永生不朽的精神遗产。苏联的解体，并非因为实现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而恰恰是抛弃了这份纲领。
十二、走向深渊：经济的崩溃
由于政治狂热和各共和国离心力的加强，以及雷日科夫政府经济政策的失误（雷日科夫宣布准备在1991年改革零售价格，并大幅度提高食品价格，结果造成全国的抢购风潮，囤积居奇现象严重），1990年秋天商店里商品匮乏，排队现象严重，市场供应发生危机，与购买力严重脱节。当时苏联出现了此起彼伏的罢工、游行示威、辩论选举等活动，颇似中国“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情形。这种政治狂热必然会影响到生产活动。当年，苏联国民经济下滑4%，1991年又下滑11%。经济的困境大大降低了戈尔巴乔夫的威信。1990年夏天，尚有56%的居民支持戈尔巴乔夫，而到了冬天，支持戈尔巴乔夫的比例只有13%。
由于叶利钦已经控制了俄罗斯联邦，故经济改革纲领没有叶利钦支持是无法执行的。在经济改革方面，激进民主派的非建设性再次暴露无疑。他们对雷日科夫渐进式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方案不屑一顾，另起炉灶由经济学家沙塔林制订了“500天计划”，要在500天之内过渡到市场经济，具体到每一天要做什么都规定得很清楚，哪一天消灭赤字也规定得一清二楚。
戈尔巴乔夫再次表现出了他优柔寡断的性格缺陷。他要把雷日科夫的“政府方案”和沙塔林“500天计划”综合起来，提出了既不激进、也不保守的“总统方案”。然而，实际上，按照中国改革的实践来看，雷日科夫的方案本身就够激进了，而沙塔林的方案极度激进，因而貌似折中的“总统方案”实际上也是一个激进方案。戈尔巴乔夫本想通过折中两面都不得罪，但没想到结果恰恰是两面都得罪了，但相比之下雷日科夫更有涵养、更懂得负责，支持了总统纲领。
1990年10月16日，戈尔巴乔夫签署的《稳定国民经济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基本方针》交给苏联最高苏维埃审议，结果以356票赞成、12票反对和26人弃权获得通过。从这个表决结果来看，多数代表也是持折中立场的，希望经济稳定。但大权在握的叶利钦再次找茬，说最高苏维埃通过的总统纲领是“企图保持行政官僚体制”，“蓄意欺骗人民”，“无视1.5亿居民”等等，并表示俄罗斯不执行该纲领。由此可见，叶利钦这样的“激进民主派”根本不是什么尊重多数原则的民主派，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假民主派。对此戈尔巴乔夫进行了回击，他说叶利钦“把涉及国家切身利益的稳定经济的纲领变成施展政治手腕的对象，”不是为了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是提出“实质上对立的调子、尖刻的言辞。”可以说戈尔巴乔夫对叶利钦的破坏者本质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但遗憾的是他被他自己确立的“民主”原则束缚住了手脚，没有及时把叶利钦赶出政治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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