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很多人把东欧演变笼统地归结为是戈尔巴乔夫提倡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推波助澜，其实这是不正确的。假如认真地研究
东欧的迅速演变和随即产生的华约解体使苏联领导人目瞪口呆，但是鉴于阿富汗的教训，苏联领导人已经不可能再采取军事入侵的手法进行干涉，只好全面溃退。对于很多持帝国倾向的苏联人，特别是军方来说，这是一次耻辱的撤退，因而他们对改革产生了抵触情绪；而极端民主派们则从东欧演变过程中看到了希望，加强了对苏共的进攻。东欧的演变也反作用于苏联政治进程：此后不久，苏联就取消了宪法第六条规定的苏共领导地位条款，苏联正式进入多党制时期。无论如何，东欧事件后，各种政治力量的对抗急剧生温，改革越来越艰难。
八、苏共的分裂：左右之争
随着改革的深入与由此引发的社会动荡，戈尔巴乔夫改革初期的主要政治盟友：叶利钦、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利加乔夫、雷日科夫都逐渐远离了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这些人都是改革派。但是，任何改革都有一个不可回避的困境：那就是非民主国家的改革往往是一个社会的精英阶层为了避免更深刻的危机而采取的不得已的行动，官僚—精英阶层支持改革的出发点是保护既得利益。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将不可避免地触及一批又一批人的既得利益，促使他们从改革的拥护者变为改革的反对者；官僚—精英阶层的另一些人则希望趁改革之机进行投机，攫取最高权力。相比之下，以成熟的公民社会作为支撑的民主国家却不必如此，因此他们每一次正常的选举都会导致权力更迭，新的统治者都会调整政策，从而使社会积累的问题得到经常性、制度化的解决，根本用不着等到问题堆积如山、“再也不能这样生活了”的地步。
戈尔巴乔夫痛苦地处于“极左”和“极右”的压力之下，并因为误判给自己增加了不少新敌人。不过请注意，当时苏联的极左和极右含义，与中国恰恰相反——叶利钦代表“极左”，保守官僚代表“极右”。作为一个改革者，他痛苦地面对着一切改革者都要碰到的尴尬局面：一方面，更加激进的破坏性力量试图炸毁政权本身，从而达到自我掌权的目的；另一方面，保守势力、既得利益者却认为改革侵犯了自己的特殊地位和权力，因而也要千方百计地阻碍改革，或者干脆牺牲掉改革者本人。这种悲剧在中外历史上多次上演，此时唯一能够确保改革成功的，就是改革家高超的政治手腕，如何始终掌握全局，并借助人民的力量完成改革事业。然而，戈尔巴乔夫显然不具备这种素质。
由于对改革态度、立场的截然不同，苏共内部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纲领派”、“民主纲领派”和“主流派”三大势力，绝大部分党员还是跟着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中央走的。1990年苏共召开28大的时候，三派斗争日趋激烈，会后虽然通过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决议和新的党纲，但这个决议不能满足叶利钦等人的胃口，于是他和他的主要追随者宣布退党。虽然形势不容乐观，但还有有多达75%的代表选举戈尔巴乔夫为总书记。
直到二十八大以后，戈尔巴乔夫才意识到要与“左”、右分裂，打出“中派”旗帜，然而为时已晚。由于苏联经济状况持续恶化，在普通群众看来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没有给他们带来预期的生活改善，因而开始转向戈尔巴乔夫的反对派。其中，多数转向支持激进民主派（“左”派），少数转向既得利益保守派（右派），戈尔巴乔夫的“中派”应者寥寥。群众的这种情绪分化在1991年举行的俄罗斯联邦总统选举中可以看得出来，此次选举，叶利钦获得了57.38%的选票，雷日科夫获得17.29%，而戈尔巴乔夫支持的巴卡京只获得3.47%的选票。
对于苏共的前途，苏共莫斯科市委书记普罗科菲耶夫在1991年7月19日的分析可谓精辟。他说：由于过去只有一个党，一个意识形态，政治上积极的公民几乎全在苏共内部。多元化以后，苏共必然分裂。右翼激进派认同资本主义，其理由是西方国家生活好；左翼激进派要求回到过去，理由是改革前生活比改革后好。而余下的中派和社会主义改革派处境最为艰难，既要为过去的错误和今天的危机负责，还要建设无人建设过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最好是“左”“右”两个极端派都从苏共分裂出去，一般情况下只会有人退党，但党不会垮；除非各共和国没收苏共财产，宣布苏共非法。遗憾的是，仅仅一个月后，他的话就应验了。
九、戈尔巴乔夫的梦魇：赫鲁晓夫综合症
戈尔巴乔夫一直有一个梦魇：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发动了改革，却被自己最信任的人赶下了台，扼杀了他的改革，在勃列日涅夫回避矛盾的时期，苏联很多问题堆积如山。因此，如何防止自己成为另一个赫鲁晓夫，一直是戈尔巴乔夫所警惕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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