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个早就适应了苏共中央机关善于空谈的作风的密谋集团实在是太离心离德了，其政治手腕也相当拙劣。1991年8月18日下午，副总统亚纳耶夫和总理帕夫洛夫参加了帕夫洛夫儿子返回莫斯科的晚会，两人喝得醉醺醺的，突然接到电话让他们到亚佐夫家里有要事相谈。于是亚纳耶夫和帕夫洛夫来到亚佐夫家里，克留奇科夫说：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有可靠情报，民主派要发动政变。博尔金则说：戈尔巴乔夫中风了，无法履行职责，因此要成立紧急状态委员会。〔29〕直到这个危急关头，对领导核心成员还要采取欺骗和愚弄的手段，怎么能不失败呢？从成立委员会开始，到政变失败，亚纳耶夫除了发表个讲话就是蒙头大睡；而帕夫洛夫第二天就“生病住院”。
可笑的是，这个密谋集团既决定冒险把坦克开上街头，却又害怕流血。所采取的一些措施也笨拙不堪，一再贻误逮捕叶利钦的最佳时机，甚至连叶利钦的通讯联络都没有切断，使之畅通无阻地与外国联络。叶利钦跑到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也就是“白宫”），纠集了成千上万人保护自己；叶利钦还通过电台越权宣布，所有俄罗斯领土军队归其指挥。密谋者没有胆量下令对群众开枪，也没有人下达对白宫发起攻击的命令，而军人也不听指挥。各地支持叶利钦的电报、电话成千上万，坚定了叶利钦孤注一掷的决心。叶利钦明白，如果自己不进行一场豪赌，那么丢掉的肯定不止是已经到手的权力，还有性命。而密谋者，则是害怕孤注一掷的，在紧急状态委员会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紧急状态令的亚纳耶夫不知道是出于胆怯还是醉酒未醒的原因，拿稿子的手居然不断发抖，这一情节被支持叶利钦的电视台摄影师特意录下特写，全世界通过电视看到了这一情景。
叶利钦的英勇顽强与政变者的心虚胆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这一刻起，政变的失败就已经不可避免了。越来越多的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保卫白宫，很多部队也拒绝执行任务。从保卫白宫者的成分来分析，他们大多数是被叶利钦所蛊惑的人民群众。至少叶利钦是个民主派，虽然跟他走未必很好，但万一政变成功，可能退回到斯大林主义恐怖时期却让他们义无返顾地选择了叶利钦。
八月政变很快地失败了，叶利钦通过这场政变中的表现捞足了政治资本。他越权接收了苏军指挥权，实力和野心急剧膨胀，近乎病态、不分青红皂白地向苏联共产党发起进攻。叛徒往往比敌人还要凶恶，这是常见的现象，不足为奇。而一直在观望的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纷纷表明态度，退党的退党，独立的独立。而戈尔巴乔夫虽然回到了莫斯科，但他原先所倚重的强力部门和政治力量全部身败名裂。本来他刚回到莫斯科时还反对“反共歇斯底里”，重申自己的“社会主义信仰”。但在疯狂的群众情绪面前，戈尔巴乔夫没敢再坚持自己的言论，并于8月24日建议苏共中央解散。苏共这个大党就这么无声无息地垮台了，这真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十六、谋杀苏联：别洛韦日的即兴之作
“八一九”事件及其惨败彻底打破了苏联政治格局的平衡状态，消灭了苏共和戈尔巴乔夫的一切权力基础，各加盟共和国的离心倾向骤然增强，乌克兰、白俄罗斯等主要国家迅速宣布独立，各国纷纷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抢夺苏军财产。从此，苏联政局急转直下。尽管戈尔巴乔夫一再为维护国家统一做出努力，奔走于各共和国之间，甚至在一次会谈中几乎以鞠躬的方式恳求各国保留联盟，但他已经成为没有任何根基和威信的政治傀儡，在叶利钦等人蓄意瓦解苏联的情况下，他是无可奈何的。
假如此时的戈尔巴乔夫孤注一掷，用军队解决分裂问题可不可能呢？我认为已经不可能了。当时军队已经四分五裂，军队领导中忠于联盟的人已经被清洗，各共和国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力量并瓜分苏军。戈尔巴乔夫曾经试图说服当时的国防部长沙波什尼科夫支持联盟，但沙波什尼科夫权衡以后还是投靠了更有势力的叶利钦。假如戈尔巴乔夫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利用自己军队总司令的身份号召发动内战，可能会有一部分军人响应，但是那将是一场实实在在的噩梦。
1991年12月8日，叶利钦、舒什克维奇（白俄罗斯）、克拉夫丘克（乌克兰）三人撇开戈尔巴乔夫，在白俄罗斯的别洛韦日森林狩猎场签署了《别洛韦日协定》，宣告成立“斯拉夫联合体”，随后又建立了“独立国家联合体”，并宣告“苏联作为国际法主体和地缘政治现实已不复存在”。12月21日，在阿拉木图举行的11个共和国首脑会议上发表了《阿拉木图宣言》，正式宣布随着独联体的建立，宣告了苏联的消亡。12月25日，已成孤家寡人的戈尔巴乔夫不得不宣布辞职，存在了69年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宣告解体。
从开始改革到苏联解体，短短六年时间里就发生了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不得不让人深思。应当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计划包含了很多积极因素，但为什么最终一败涂地？我认为首先是因为戈尔巴乔夫并非一个称职的国务活动家，特别是危机时刻的国务活动家，六年的改革脉络给我们呈现出的是一连串的决策失误。戈尔巴乔夫心地善良，对社会主义有着独特的思考和认识，对苏联存在的问题分析得也比较透彻，但他遇事优柔寡断，意志不坚强，稍有阻力就改变想法。这样的性格，在太平盛世大概会讨人喜欢，但在多事之秋却无论如何不行。此外，戈尔巴乔夫用人失察，例如错用叶利钦、帕夫罗夫这样的人，却疏远忠心耿耿的雷日科夫和利加乔夫。他也不注意保护下属，致使他改革过程中无法形成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例如，在利加乔夫受到贪污指控时戈尔巴乔夫不出面澄清，后来戈尔巴乔夫在政治局一次会议上对苏共日益被动提出担忧，对此利加乔夫回答说：“因为我们这里没有列宁！”戈尔巴乔夫问这话是什么意思，利加乔夫回答道：“因为列宁不会见到自己的同志受委屈而不闻不问”。戈尔巴乔夫立即缄默不语。第三，戈尔巴乔夫有严重的虚荣心，喜欢被当作“开明的共产党人”受欢迎。当国内改革不顺利，声望日益下降时，他就在国外寻找这种感觉。“越来越沉迷于西方领导人的吹捧，却不愿意面对国内愁眉苦脸的人民。”〔5〕第四，作为一个改革者，戈尔巴乔夫难以逃脱专制主义状态下改革者的历史宿命。第五，苏共长期受到“左”的思想干扰，急躁冒进，理论与实践完全脱节。戈尔巴乔夫受到这种思维习惯的长期影响，在纠正“左”的错误的同时，也犯了相同的错误。第六，戈尔巴乔夫原则性差，过分注重在“左”“右”之间搞平衡、搞折中、搞妥协，力图左右都不得罪，结果适得其反，里外不是人。第七，戈尔巴乔夫忽视了改善经济，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政治体制改革和外交斡旋之中，人民生活没有得到改善，而那种对人民菜篮子和钱袋子没有什么好处的改革，是难以得到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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