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日本著名的学者型间谍宗方小太郎，向日本大本营提交了一份中国政情报告《对华迩言》。报告中，他对中国那些“甘于表面之观察，轻侮指笑，自以为得者滔滔皆是也”的主战派，不屑一顾。
这些以翁同龢为代表的所谓“主战派”，战事未起时，爱国分贝就十分高昂，一力主战，大大压缩了本就回旋艰难的外交空间；战败之后，则“声泪并发，罔知所措”（《翁文恭公日记》），而此时，“翁同龢主战的态度，始终不变；所变的是偏离了他的原则。本意是求乾纲大振，致君于有为之地；及至明知事不可为，而为了自己的名声，执持如故，为主战而主战”（高阳《翁同龢传》）。清廷在无奈之下，只好劳动七旬老翁李鸿章出面议和，翁同龢又想设定“赔款可以、不可割地”的限制，李鸿章就将了他一军：“割地不可行，议不成则归耳”，并要求翁同龢一同前往。翁只好说：“若余办洋务必不辞，今胡可哉？”（以上引文均见《翁文恭公日记》）其实他也知道在那样的环境下，不割地是不可能的了，无非是多割与少割而已，而且最好不要从自己手上割，于是便将和谈的重担及几乎必然招来的“汉奸”骂名一股脑儿推给李鸿章。
美国历史学家西格雷夫（SterlingSeagrave）评价翁同龢的强项是“装腔作势和摇摆不定，一周之内态度要变好几回，每回都振振有词。”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尽管对李鸿章也颇有微词，但显然对“北京那帮既不了解实情，又不把责任和职守放在心上，却专门喜欢高谈阔论的人”更为蔑视。正如陆奥宗光在指责胜利后“浅薄”的日本人一样：“对于一切事情往往只出于主观的判断，丝毫不作客观的分析研究：只重内而不顾外，只知进而不知止”，“此时如有深谋远虑的人，提出稳健中庸的主张，就被目为毫无爱国心、胆小卑怯之徒，将为社会所不齿，势不能不忍气吞声，闭门蛰居。”（《蹇蹇录》）
梁启超对口水抗日英雄进行了深刻的描述，说：“夫虚骄嚣张之徒，毫无责任，而立于他人之背后，折其短长以为快谈，而迄未尝思所以易彼之道，盖此辈实亡国之利器也。”（《李鸿章传》）
这种口水抗日风，至今犹盛，情绪化、非理性的反日言论，充斥了中文网络。这种口头的、激情的、追求剧场效果的“爱国主义”，与需要静下心、沉住气、卧薪尝胆般地学习敌人（“师夷长技以制夷”）相比，成本低、代价小，见效快。一方面是逢日必反，另一方面是对日本的无知，甚至毫无“知”的愿望。
甲午战争之前，日本的一些热血青年，来到中国从事谍报工作，几乎走遍大江南北，进行艰苦卓绝的实地调查，根据他们的情报编纂而成的《清国通商综览》，出版后居然有2300多页之巨，比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更深地吃透了中国国情，至今仍是重要的研究文献。他们当然是中华的敌人，但这样的敌人，在值得我们痛恨之外，难道不值得我们尊敬和学习吗？我在海外倾己所有，收藏与晚清历史有关的海外文物，也是力图对这种实证主义、行动主义的一种实践尝试。
对待日本，我们做够了到处诉苦的“祥林嫂”；对待历史伤疤，我们受够了把眼泪当作膏药。接下来，该做回越王勾践了吧？那就从反省自己、研究敌人开始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