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喜欢沉溺于虚幻的“正义”感一样，在我们的对日声讨中，最盛行的是将日本的兽性归咎到某种“主义”（军国主义或法西斯主义），似乎成千上万的日本人都只是误上贼船、被蒙蔽而已。这在“术”的层面上，作为一种公关、统战工具，未尝不可。但若真以为是，则不仅是幼稚的，甚至是危险的。
“主义”固然在塑造着人，但“主义”本身也是人所创造，更是由人在实践的。同一“主义”，在不同的人群手中，会实践出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现实体现来。日本侵华，与其说是军国主义毒害了国民，不如说是其国民性格和利益诉求制造了军国主义。
我曾经收集了满蒙开拓团的一些影象和图片，毫无疑问，“日本人民”并不是侵略战争的受害者，而是受益者。活跃在中国的日本武装平民，得到了巨大的殖民利益，从而洋溢着无比的骄傲和自得。日本“军国主义”背后是强大的民意力量，其中包括那些属于“被压迫阶级”的工农。如果非要说“广大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则他们并不受害于侵略或“军国主义”，而只是受害于“失败”。
把“主义”当作分析和解决问题的症结，最后就只能在“主义”的高低和好坏上进行无谓的争论（不知大家注意过没有，民国初年法西斯主义也曾被当作救中国的一剂灵药，而且应者不少），而偏离了实质的利益分析。简单地妖魔化某种“主义”，并把一切罪孽都安到它头上，其实是对历史解读的偷懒。
另一种妖魔化，就是过度解读并拘泥于一些极端事件，比如南京大屠杀等。极端事件当然能十分典型地证明恶魔的魔性，但过度拘泥于此，却有可能走入一个误区：似乎只有极端事件才能证明恶魔的魔性。设想一下：如果日本人占领南京，却没有进行大屠杀，而是实行某种宽容的统治（如同他们的谋士倡议的“仁政），因此百姓安宁、市井俨然，我们是否就会因此而减弱对日控诉的力度呢？
魔性，既体现在带血的刺刀上，也体现在甜蜜的糖果上。将敌人简单妖魔化，固然有利于把民众都统一到某些“主流的”思想和框架中，但同时也易培养弱智如同东郭先生者，在贷款、援助、下跪道歉等“糖衣炮弹”面前，丧失分辨力。
汉奸的基因
在中日关系的话题中，有一个沉重的词总是绕不开去：汉奸。
虽然李安的影片《色戒》令国人更多走出对汉奸的脸谱化观感，但在华语世界中，无论奉行何种意识形态，“汉奸”依然是皆云可杀的，网络上愤青们骂人最狠的词就是“汉奸”。
究竟什么是“汉奸”，这其实如同“正义”一样，是一个伸缩弹性很大的词。被日本人逼着签二十一条的袁世凯，曾被骂为汉奸；拿了卢布依靠苏联力量北伐的孙文，也曾被骂为汉奸；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更是频繁地互指汉奸，如同此前互指为匪一样；甚至光复后，沦陷区的百业百姓都被带了“伪”字头，连学生也被称为“伪学生”，不予承认“伪学历”，因此引爆学潮，培养了一群革命事业接班人。现如今，汉奸更是籍着网络的光速，而成为新时代的使用频率极高的中文词汇之一。对于一个自甲申年来饱受300多年外族入侵和内部争斗的民族，标准并不严密、执行更具弹性的“汉奸”自然是十分高产的。
将误国、卖国的责任一骨脑儿归咎于“汉奸”（在汉奸本身或许是咎由自取），某种程度上是对集体责任的最好规避。这与古代的归咎于“女人误国”的手法是一致的，“十四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人是男儿”，花蕊夫人的千古绝唱不仅骂尽天下窝囊儿郎，更也揭开了“大多数”对责任的推卸本能。
欧洲历史上，对待“汉奸”还是很宽容的。原则上多将战争当做职业军人们之间的争斗，“民众根本不需要惧怕敌人的剑”，平民服从并协助占领军，不被看作是卖国行为，只需要向胜利的一方缴纳该缴纳的一切，变化的无非是换了个收租人而已。战争中各方的民众都有服务过占领军的经历。
在这一“战争与平民权利”的研究领域，最有成就的学者是曾长期担任巴解组织外交官员的卡玛纳布丝（KarmaNabulsi）。这位看惯了血与火征战的女性，在《战争的传统：占领、抵抗和法律》（TraditionsofWar:Occupation,ResistanceandtheLaw）一书中，以历史学的方式分析了欧洲战争哲学及其法律层面上的演变。她认为，大多数愿意主动做顺民的，往往是一个社会的中上阶层，这些既得利益者对内的惧怕远远大于对外，而他们的自愿合作，也基本被占领当局认为是对己有利而加以扶持和推动。
如我们借用卡玛纳布丝的理论，或许有助于解释中国曾经的遍地“汉奸”：当一个社会的精英阶层为了私利放弃抵抗（或抵抗不力），谁能有权利指责那些不得不在占领军的刺刀底下做顺民，以换取“生存权”这一“基本人权”的草根阶级呢？谁又能阻止野心家们打着民族解放的旗号，拥寇自重、拥寇自肥，而欲行改朝换代之实呢？
在卡玛纳布丝的故乡巴勒斯坦，法塔赫和哈马斯也展现出了“外战外行、内战内行”的本事，这似乎说明，在政治生态没有民主的基础上，抵御外侮往往只能成为有识者的泣血之痛和野心者的廉价借口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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