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选择性健忘症”，还表现在时刻提醒日本勿忘侵略史的同时，却只提醒自己是个受害者，没有提醒自己去反省何以总是成为历史悲情的主角呢？受害者这样的身份，究竟是耻辱还是荣光？是否因为有了一个可供谴责的强盗和匪徒，我们就可以有理由和借口将窝囊与无能包装成悲壮和高尚呢？
日本在中国的一场场大屠杀，是我们民族的悲剧，更是我们的耻辱。看南京大屠杀的报道，经常是我们成百上千人被十几个日本兵看管着就能分批杀害，如果反抗，至少可以跑出一部分人，至少可以把那几个日本兵干掉。是我们中国人将生死置之度外了，还是都在指望着别人挑头呢？毕竟，挑头的人基本是没有生还的希望的。
仅仅控诉暴行，仅仅诉诸悲情，丝毫也不能减弱我们应有的自责。遗憾的是，日本人被打回老家都已一个甲子，我们却还只沉溺于悲情之中，停留在哭诉的“伤痕文学”阶段，难以自拔、难以深入。一个遭受了过度苦难的民族，如果把精力只是放在控诉上，而不是放在自省和自强上；如果把纪念只是寄托在罹难者身上，而不是寄托在抗争者身上，它在心理上还是一个弱者。
甲午战争中，清军几乎是屡战屡败，日本人的文献在记录了清军作为军队的无能和衰弱的同时，却也记录了不少清军官兵作为军人的英勇和顽强，并对此敬意有加。但是，这些起而抗争的英雄们，却被我们后辈遗忘了，被我们只知道哀叹伤感的眼泪给淹没了。
悲痛如果不化作力量，眼泪就是最无用的化妆品。我们今天或许该问问自己：我们是应该让日本正视历史，但如果它就是不正视呢？我们是应该让日本道歉下跪，但如果它就是不道歉不下跪呢？我们是应该反对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但如果他们就是拒绝接受呢？我们除了叫叫嚷嚷，还能干些别的吗？
“以德抱怨”的单恋
在我们将纪念耻辱看得重于纪念抗争、推动自省的同时，我们却奇怪地坚信，“以德抱怨”的单恋，可以弥和历史的伤痕，缓解现实利益的冲突。
对于中国放弃对日索赔，如从党派政治的角度寻找理由，挤一挤总是有的：为了争夺日本的支持，海峡两岸比着表现大国风度和天朝慷慨。但毫无疑问，此种以德抱怨，无论理由多么冠冕堂皇，其实依然是屈从了内斗需要、牺牲了民族利益的一场悲剧。
来自中国的战争赔款，曾经是日本赖以崛起的资本；而同样来自中国的放弃索赔，也对战后日本的复兴起到了重大的作用。等到我们的发展需要资本的时候，那些本该是战争赔款的日圆却转弯抹角地以援助贷款的方式登陆，如此先亏里子、后丢面子的窝心事，难道不比要求日本下跪道歉更值得我们反思吗？
中国文化，本不应如此阿Q。孔子当年就对“以德抱怨”嗤之以鼻，质问道：如果“以德抱怨”，那“何以报德”呢？大汉王朝时，出于“安全关切”，多次出兵“侵略”匈奴，著名将领陈汤从前敌给汉元帝发去一份奏折，表示了“宜将剩勇追穷寇”的决心，“以示万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这种“虽远必诛”的阳刚精神，后来便逐渐消亡，对待外敌基本就是和亲、怀柔，用子女金帛“赎买”回大国崛起的感觉，且美其名曰“以德抱怨”，聊以自慰。这种阴柔性格的形成，就是“一人为刚万夫柔”的产物（请参见拙作《一人为刚万夫柔》，本刊2008年3月上）。放弃对日索赔，在我看来，还是这种“和亲”思路的延续，可惜世易时移，人家未必领情。
正义就是力量？
我们在自己作为受害者的身份认同之上，披挂了一件灿烂的外袍：正义。同时，我们大多数人还相信另一个神话：正义必胜。
然而，百多年来我们所遭受的外侮，其根源绝非因为我们坚守“正义”，而是：一曰“怀璧其罪”，你的地大物博正是人家所觊觎的发展空间，二曰“落后就要挨打”。外侮只能说明我们无能和软弱，并不能因此而赋予我们“正义”，更不能因此而赐给我们“胜利”。被凌辱与被屠戮，不是正义；反抗凌辱与屠戮，才是正义。但胜利绝不来自正义，而只来自于实力。
在国际政治中，除了一些普世原则（如人权、民主、自由等）外，核心只有一个词：权力。这是至今仍奉行丛林原则的国际政治的实质。历史上所有的争斗（无论是民族之间的冲突还是民族内部的冲突），最后一定会归结到“利益”，区别无非在于为谁的利益和为什么样的利益。
其实，所谓的正义与非正义，是一个政治词汇，弹性很大。甲午战争时期，日军俨然以解放者自居，要从爱新觉罗氏的异族统治下解放同文同种的中国，然后“革稗政，除民害，去虚文而从孔孟政教之旨，务核实而复三代帝王之治”（日本第一军《开诚忠告十八省之豪杰》，宗方小太郎执笔）。从大量的日本文献中，我们可以发现日本人对“征服支那”充满了正义感，他们坚信这不仅是解放中国，更是推进中国的文明进步，进而联合黄种人对抗西方侵略。他们的文献中，十分自然地自称“神州”、“华夏”乃至“中华”，而在甲午战争前二十多年（1871年），两国谈判《中日修好条规》时，日本就已经“义正词严”地反对清政府在文件中自称“中国”，而只能写为“大清”。在那部著名的电视连续剧《明成皇后》中，韩国人则充满正义地将中国人与日本人、俄国人一概丑化，这对华人观众的心理震撼无疑是十分巨大的。
我们研究中日历史，如果真要起到资治通鉴的作用，则必须摈弃毫无意义的道义之辩（那只适用于现实政治操盘），而还原和探究其最残酷的本质：中日之间的利益争夺和调整。温情脉脉的道德说教，往往容易蒙蔽自己，培养出一大帮宋襄公，把“正义”当作力量、乃至胜利，甚至天真地以为受害本身便可成为获得“正义”、乃至“胜利”的通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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