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7月25日，一艘由中国政府租借、满载中国精锐部队淮军的英国商船，在朝鲜附近洋面被日本联合舰队击沉，近千人罹难，直接引爆了甲午战争。这就是在国际战争史、司法史上成为经典案例的高升号（Kowshing）事件（该事件首次全景披露请参见拙作《大东亚的沉没》，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
在高升号被日舰击中后，不少清军跳水求生未果，事后，中国方面指控日舰用机枪残杀落水者，日本方面则指控仍在船上的清军为追杀弃船的英国船员，而向水中开火。
“选择性健忘症”
在这场争论中，被中国史学界引用至今的主要依据，是同船遇险逃生的李鸿章德籍顾问汉纳根（Hanneken）的证词。然而，汉纳根在指控日本军舰杀害落水者的同时，也说道：“事实是，游水的人们不但被日舰、亦被垂沉的船上的人（指还在高升号上的清军）射击。后者可能有一种野蛮的想法，即倘使他们一定要死，他们的兄弟们亦不许活着。”也就是说，他认为中日双方对杀害落水者都有责任。遗憾的是，在绝大多数引用了汉纳根证词的中文论著中，这一细节被有意无意地回避了。
这就是“选择性健忘症”。我的一位美国收藏同道曾抱怨道：与中国历史有关的考据，经常难以从中文资料中得到更多的信息，因为“中国人只收藏对自己有利的资料”，而很少收藏其他各方尤其是敌对方的资料。
的确，客观上中国一向不注重对“蛮夷”的事态分析，主观上则养成了“恨屋及乌”的习惯，但凡是敌人，他们的一切便都是不可信、不可靠的，乃至于他们的文献资料，亦多被视为异端，最多供一个小圈子“内部参考”。我们的历史研究，便是在一个已经设定好的框架内，根据设定好的程序，根据需要对史料进行剪裁。此种剪裁，无论被冠以何种高尚的籍口，亦等同于电视新闻制作中所谓的“客观镜头、主观剪辑”，虽然每一个镜头都的确来自实况，但不同的剪裁和拼接却能得出完全不同的导向。
我们一直在诟病日本人对近现代侵略史的“美化”和粉饰（身为华人当然应扼腕痛恨），但我们自己对历史、尤其是近现代史所进行的回避和篡改，似乎亦可傲视东邻。太长的时间内，我们的历史研究、尤其是近现代史研究，被异化为一种政治立场（从意识形态到民族主义、甚至民粹主义）的表态和站队，学术本身倒已退居二线。
这种“选择性健忘症”，令我们在不断要求日本反省历史（这当然极为必要）的同时，俨然以人师自居，完全忽视了必需的、甚至是急需的自省。在对日本“篡改历史教科书”的多次讨伐中，我们却很少敢于“推人及己”，直面自己的历史教科书。
我们与日本同病的“选择性健忘症”，首先表现在我们对历史的选择性剪裁：
比如圆明园被毁，我们在不断复述着雨果将英法斥为两个强盗的檄文时，却似乎很少涉及破坏力更为强大的同胞的趁火打劫；
我们在控诉八国联军侵华时，很少涉及随着枪炮所带来的制度层面、乃至人文层面上的更新。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联军托管的两年间，天津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而联军的军政府“都统衙门”在庞杂的拆迁过程中，以契约精神对拆迁户的利益进行了相当完善的保护。这一事件在当代依然引起巨大的震动和反响（请参见拙作《八国联军是怎么在天津搞拆迁的？》，《南方周末》2007年9月13日）；
至于对近代史一些关键人物，诸如慈禧太后、李鸿章、袁世凯、孙文等的评价，我们莫不是根据现实政治的需要加以脸谱化和戏剧化，党同伐异。比如，至今我们的教科书还在痛斥着袁世凯接受日本二十一条的“卖国”行径，尽管研究已经确切地表明了孙文的南方政府曾更为主动、甚至迫切地想以此换取日本对“革命”的支持。
至于现代史，则更是禁区林立，健忘与“修正”俯拾皆是。国共内战和文革武斗中，亦充满冷血与残暴，其对民族的警醒作用更是不输于任何外侮，却始终没有为此鸣响过一声汽笛、敬献过一束鲜花，以至于“谷子地”那一声迟到的《集结号》，居然引得万众落泪、亿民同悲；而巴金那一册虽然坦率却不深刻的《随想录》，俨然成为我们心灵的灯塔。
“一史两制、一事两制”，这种史识上的人格分裂和史评上的双重标准，成为我们史家“裁缝”们的特性。“反面人物”身上的“罪恶”行径乃至“卖国”行径，在“正面人物”身上就成了智谋和策略，最多是“多走了几步弯路”、多交了点“学费”而已。这样的人格分裂和双重标准，与日本一方面否认南京大屠杀，另一方面时刻不忘广岛核暴的罹难者，又有什么本质区别呢？
而同样的“选择性健忘症”，中日两国却“同病不同命”：日本人更多地是以此欺人，而我们则更多地是以此自欺；因此，日本人能将恶魔也奉为英雄世代祭祀，而我们则将英雄也一道“大江东去浪淘尽”，剩一片白茫茫的世界好“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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