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二月，我到了印度东南部的港口城市卡里卡特（译者按：《明史》中称古里，即今日的Calicut），它过去是（现在也仍然是）世界的胡椒之都。抵达的那天傍晚，我走到市中心的海滩去，想看一看郑和船队曾经碇泊的海岸。在十四和十五世纪，卡里卡特是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中国人称之为「西洋大港」。郑和船队十五世纪初在这里碇泊，标志着世界两个最强大国家中国和印度的力量汇合。
在那个酷热的傍晚，海滩上到处是年轻情侣和雪糕小贩，长长的码头一个一个直伸向海。这些码头是卡里卡特作为港口的唯一标志，你一眼就看得出它们都已荒废了。
第二天，我采访了港口办事处。办事处里散发着发霉的气味，壁板上还可以看到近一个世纪前手写的船只进港记录。管理港口的莫哈南上校如实解释了港口的情况：「码头都老化了，从来没有进行过适当的维修。」头顶上一把吊扇有气无力地摇着，他继续说：「到我们想要维修时，这样做已不化算了。」于是在一九八九年，船运终止了，这个世界最大港之一的港口不再是港口。
印度一个大港看不见中国的大船队，标志着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机会给错失了──亚洲因而无法支配这个一千年的后半叶。这是怎样发生的？（下周续完）
（作者原名NicholasD.Kritof，曾为《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现派驻东京。）
（徐(水)(风)译自《纽约时报杂志》）
郑和下西洋与东西兴衰之谜（下）（美）纪思道
六
当郑和在印度洋航行的时候，支配着中国政府上层的士大夫，正同被视为贪污腐化的宦官进行权力斗争。在宫廷里，宦官不但看管妃嫔，还管理宫中大小事务，常常在批发营生中收贿。他们推动起营商来了，他们的一个动力，是他们众所周知的贪婪。士大夫是在熟读中国二千年圣人之书然后走上仕途的，宦官虽然没有这样的学术根基，但有时会有外向之心和有进取心。事实上，正是那些德高行廉的士大夫在十五世纪中叶把中国推上了不幸之路。
永乐王帝一四二四年驾崩后，中国发生了一系列残酷的权力斗争，继位的皇帝（译者按：即仁宗）在可疑的环境下死去，士大夫最后取得胜利。他们结束了郑和继承者的航程，不再建造新船(译者按：即所谓「罢西洋宝船」)，限制私人航运。为了防止死灰复燃，他们毁灭了郑和的航海纪录，并且在新帝的支持下开始解散中国的海军。
一五零零年，政府把擅制多过两桅的船定为杀头的死罪。到一五二五年，政府下令毁灭了所有远航船只。一个世纪之前有三千五百艘船、历史上最强大的海军（美国海军今天有三百二十四艘战舰），灭亡了，而中国走上了一条走向贫穷、战败和衰落的道路。
使中国丧失其世界性影响力的不仅是十五世纪四十年代的一场权力斗争。历史学家列举了一系列原因说明为什么亚洲最终在商业上迷失了方向和在工业上落后，其中两个半原因是最有说服力的。
七
首先，就是亚洲不够贪婪。在古时的中国，儒家思想支配着社会的精神气质，而支配着印度的是种性制度，结果是两个国家的精英分子都轻视营商。中国古时所重者不少，重名节、重艺文、重礼教、重忠孝，而钱财瞠乎其后。孔子特别教诲说「父母在，不远行」，还把重利者贬作「小人」。因是之故，郑和的船队虽然那么庞大，又给外国领袖带上了那么丰富的礼物，他的航行本来可以赚大钱的，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
相对于亚洲，欧洲贪婪成性。葡萄牙十五世纪带头打开新发现的时代，主要是因为它需要香料，这是一种珍贵的商品。是赚取利润的欲望推动它的船只不断沿着非洲海岸向南航行，最后绕过好望角到亚洲去。这一贸易的利润可以很巨大：麦哲仑的水手一次以比成本高一万倍的价钱卖出二十六吨丁香。
亚洲经济停滞不前的第二个原因较难表述，但它同一种可以说是自满的文化有关。中国和印度都有视线朝里看的倾向，沉醉于古老的理想和方法，敬畏权威，疑惧新思。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戴维·S·兰德斯(DavidS.Landes)曾论及中国古代的「知识界仇外情绪」。印度前总理尼赫鲁则讲过印度社会的「阶级僵化」和「静态性质」。这都是对经济和知识界自满的不同表述。
中国的才俊之士把他们的国家视为「中国」，认为外面的夷人没有值得学习的地方。印度也有大致相同的自足心态。我采访了印度历史学家M·P·斯里德哈兰(M.P.Sridharan)，与他坐在他家的门廊交谈，他若有所思地说：「印度人不到葡萄牙去，不是因为他们去不了，而是因为他们不想去。」
那时的葡萄牙人却相反。因为它的海岸线和渔业，葡萄牙人总是朝向海洋发展，但与之为敌的西班牙等国家把它拒诸地中海之外。葡萄牙要想得到东方的财富，便得征服海洋。
剩下的半个理由，就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单一的国家，而欧洲却由很多个国家组成。当儒家的士大夫控制了北京和实施海禁的时候，他们的政策错误危害到整个中国，而欧洲国家一旦进行经济自杀只会危害到有关国家。因此，当葡萄牙人在十六世纪陷进了中国式的思想模式、屠杀犹太人、焚死异教徒并把天文学家和科学家驱赶到国外的时候，荷兰和英国可以把棒接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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