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伦布出生之前半个世纪，郑和就已到了东非，并从阿拉伯人口中知道了欧洲。中国人其实可以轻易绕过好望角同欧洲直接贸易。但他们认为，欧洲不过是个落后地区，中国对欧洲要卖的羊毛、珍珠和酒毫无兴趣。非洲则有中国想要的东西──象牙、药材、香料、奇木和珍兽。
在郑和的年代，中国和印度的生产总值合起来占了世界的一半；在人类历史中，大部分时间是这样。据美国著名经济历史学家安格斯·麦迪（AngusMaddison）的计算，直至一八二零年，中国仍占全球经济的百分之二十九，而印度占百分之十六。
亚洲在郑和之后退却为相对的孤立，错失了一个大好机会。这错失是灾难性的，它造就了欧洲、最后是美国的崛起。西方人常把他们今天的经济优势归功于他们先辈的智慧、民主意识或勤奋，但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十五世纪中国统治者的愚蠢。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对郑和着迷，并在今年年初出发重踏他的旅程。我要看一看他的成就有没有留下什么可供凭吊的东西，和找寻它的旅程未如哥伦布那样改变了世界的原因。
三
今年二月一天，我来到了郑和生活过的中国故都南京，它是中国心脏地带长江流域一个肮脏的城市。郑和去世已五个世纪，他在这里的遗迹变得模糊了。为他建造舰队的船厂仍然繁忙，他那座有七十二个房间的巨宅已辟为郑和纪念公园，可以见到孩子在溜旱冰，老人慢悠悠地走着做运动。公园里虽然有一个小小的郑和纪念馆，但已关闭──管理员告诉我要维修，可是他不知道有任何重新开放的计划。
我听说郑和墓就在市外一座小山的旁边，于是去找找看。那条路走了不多远就湮没了，先是柏油路，接着是石子路、泥路以至前无去路。看不到墓的影子，我就向一名正打理屋子后园菜园的老人打听。他叫唐宜明（译音），七十二岁，仍然灵活健壮；灰白的头发是自己对着镜子修剪的，参差不齐。他显然孤身一人，爱说话，并主动请缨要带我去看那条通往郑和墓的小路。我边走边说，在书上知道郑和墓前曾有一块明朝的石碑。
「啊！是的，那块老石碑。」他若无其事地说，「在我还是孩子的时候，那儿是有一块石碑的。它后来不见了，政府悬赏要找回来，赏金足够建一座房子呢，够大的。问题是我们都拿不出石碑来。这里附近住的都是穷人，我们已把它打碎用来建房子了。」
还有一点要弄清楚的是，郑和墓里有什么东西吗？他据说是在最后一次航行中去世的，已葬在海里。因此我不经意地轻轻说，听说墓是空的。
唐宜明说：「是的，里面没有东西，没有骨头，什么都没有，那是肯定的。」说得有些悻悻然。
「你怎么知道？」
「一九六二年，人们把墓扒了，要找些东西去卖。我们把土刨开，挖到一个半人深，但什么都没找到，是空的。」
今天在中国找不到同郑和有关而有纪念价值的东西不值得奇怪，因为他的成就已给抛弃了。令人好奇的是，最积极缅怀着郑和的地方不是中国而是印尼。郑和的远征直接掀起了中国人移民东南亚的浪潮，在某些国家，他至今仍被奉作神明。例如在印尼的三宝垄，有一座供奉郑和的大庙，离庙不远处有一个山洞，据说郑和曾在那儿救过一个朋友。印尼人今天仍然向郑和祈求平安、好运。
四
在他的祖国可不一样。中国传统的精英分子──士大夫们对他充满疑虑，千方百计要把他的航海纪录摧毁。即使这样，从中国的消息来源──王宫的档案以至航海者的回忆录──可以知道一些他的东西。例如，历史记录表明，郑和的成就并非来自外向心理的突然冲动，而是来自长期的航海传统。中国文献显示，早在五世纪，中国僧人便远航到神秘的「东瀛」，那看来很像是玛雅时代的墨西哥，那个时代的玛雅艺术品正好突然出现了僧人的形象。到了十三世纪，中国船只已定期航行到印度和东非去。
当然，郑和船队比所有船队都大得多。他最大的船只称为「宝船」，长四百英尺，阔一百六十英尺，有九根桅杆，张红色丝帆，有多层甲板，豪华船舱有阳台。他的船队还有专运兵马的船，有战船、巡逻船和二十艘运水船。一行二万八千人中包括阿拉伯（译者按：时称天方）语和其他各种语言的翻译人员、预测天气的占星家、观测星象的天文学家、搜集草药的药物学家、修船的专家，甚至两名协助安排官式会见的礼宾官员。
这样不可思议的的壮举后，你大概会以为会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更深刻的印记更伟大的遗产罢？或许，郑和遗迹如今模糊本身是个很好的训诫。一个探险家最终只能创造历史，却未必能够改变历史，因为他的影响并非取决于他开创的道路，而是取决于其他人是否愿意沿着他开创的道路前进，一个伟大远征的成就因而最终取决于后继者的民族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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